何新简介
 
  何新简介
 
 
  国际关系?全球战略
 
 
  经济理论?经济改革
 
 
  政治理论
 
 
  哲学理论
 
 
  史学?美学
 
 
  语言?国学
 
 
  札记信件
 
 
  翰墨书画
 
 
  何新综合研究
 
  威尼斯官方网站登录  何新研究  何新政治思想研究
何新思想述评:中华复兴的追求者
作者: 何新研究中心 |   时间: 2012-01-11 |   浏览: 195

 

【本书内容简介】本书记录了当代一批中国高层理论精英们鲜为人知的成长经历,论述了高层精英们的思想精髓,披露了关于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出台过程。是了解中国高层政治思想动态、军事和经济未来走向、当前世界的整体格局的最佳读本。以下是该书中关于何新的评述:

何新,1949年12月生,浙江温州人。1980年,何新进入中国社科院工作,因陆续发表一些有影响的理论文章而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91年,他作为专职全国政协委员,开始全心致力于我国国家发展、民族生存最紧迫的现实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并随时将其研究成果和建议直接向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报告。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何新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因之备受争议。他的重要著作《何新政治经济论集》(白皮书,内部版及公开发行版)、《致中南海密札》(香港明镜版)、《为中国声辩》、《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新战略论》(三卷版)等,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一、“矢吹晋谈话”风波

在人们的直接印象中,何新是一位极具热点捕捉能力,文笔通畅的政经理论文章的高手。但是近几年,外界通过研究和进一步认知,有人直接把何新称为20世纪90年代后影响中国政经走向的中南海“文胆”(注:即智囊人物)之一。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何新在中国思想理论界就是一个具有深刻影响的人物。中国学者圈内也有人士称,虽然李泽厚在哲学界、吴敬琏在经济学界都有很大影响,但就发表的文章及其观点给中国社会当前带来的实际作用、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对普通民众观念与思维方式的改变,以及对海外华人和国际政治理论界的影响而言,他们均不及何新。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20世纪90年代将何新带入世人视野的“矢吹晋谈话”风波。

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以一版转二、三版的编排方式,发表了当时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何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S教授的谈话录》(以下简称《谈话录》)。

文中所称的S教授,是日本经济学家,横滨市立大学教授矢吹晋,他长期研究国际经济和中国问题。1990年8月,这名曾经发表过对中国不友好文章的日本专家在访华期间,主动通过日本共同社记者的引荐,约何新在长富宫饭店见面,两人就世界和中国经济问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长谈。谈话内容涉及目前世界经济症结、发达国家为什么富裕、不发达国家为什么贫穷、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劣等20多个方面。这些问题也是当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政府和学界都在进行认真探讨,舆论对此也十分关注。

何新的这篇《谈话录》就是在这次会谈的基础上整理形成的。为此,《人民日报》还刊发了“编者按’。“编者按”中说:当今的世界,当今的中国,确实有许多尖锐、紧迫而又纷繁复杂的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本报介绍社科院年轻学者何新的思考,正是为了引起人们的进—步思考,并促进互相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讨。何新的许多观点有独到之处,对于人们认识是有帮助的。“编者按’特别肯定何新着眼于从世界的大视野来观察中国的事情,又着眼于从历史的大趋势来分析现实世界的纷争,这种高瞻远瞩的科学思考方法是值得提倡的;他注重以经济利益去揭示世界各国各种势力的政治取向,注重从生产力的发展来讨论我们对生产方式的抉择,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值得赞许的;他反对“自暴自弃”的民族虚无主义,申明把为祖国和民族谋利益作为一切学术活动的最高宗旨,这种爱国主义的立场是值得尊重的。作为一个靠自学成才的年轻学者,他博览群书,学涉中西,善于独立思考,既敢于向西方的权威挑战,也勇于反思自己,求今日之是,弃昔日之非,这种追求真理的治学作风也是值得提倡的。同时,“编者按”还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中青年读者在读了何新的谈话后能参与讨论,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展开思想交流。

该《谈话录》发表后,在读者中产生了“大面积、多层次、长时间”的“轰动效应”。据当年《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负责人回忆:《谈话录》发表的当日上午10点,有人乘车在北京市的主要干道上转了一周,发现各大报刊亭当天的《人民日报》都已销售一空。第二天,人民日报社许多人在议论自己办公室前一天的《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不知怎么全部“不翼而飞”(海外版同时全文刊载此篇文章)。接连几天,社里的职员到处替朋友找报纸,连许多留存备查的工作用报也被“借”走了。与此同时,来电话、电报和信函索购这张报纸的不计其数,形成了具有持久效应的“何新旋风”,也有人称为“何新现象”。

这种即使在中国思想解放时期也算罕见的“何新旋风”也刮到了中南海。王震、李先念,薄一波以及王任重,丁关根等中央高层领导,或对何新文章表示赞赏,或对《人民日报》发表何新文章表示支持,或在各种范围推荐何新的文章。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学术界滚打了多年的学者何新才算是得到中央高层的肯定。【编按:后句话不够准确。因为人民日报是中央党报,若当时没有最高层对这篇谈话录的事前认可,该文不可能在人民日报被以如此引人注目的方式发表。】

持续的“何新旋风”刮到海外,在日本学术界出现了一股“何新热”,学者们四处搜寻何新的文章,日本学者对何新的关注大大超过了矢吹晋。日本的共同社、NHK和美国的ABC等媒体,纷纷打听何新的情况,并组织采访,希望何新就未来世界经济政治局势发表看法。在台湾,一些学者专门就何新的《谈话录》组织了专题讨论。陈映真教授的《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读何新<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和颜元叔教授的《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读何新先生文章有感》,表达了他们对何新的尊敬和赞赏。

与此同时,海外也出现了一股诋毁何新以及《人民日报》乃至中国党和政府的声浪,他们一直在骂《人民日报》和何新是“保守派”、“强硬派”。反对者还找到了一件“新鲜武器”,即所谓“矢吹晋抗议”,于是海外掀起了一股更大的风浪。

矢吹晋是在《谈话录》发表两天后向人民日报社发来“抗议书”的,他认为《人民日报》“捏造了他与何新的《谈话录》,要求撤销全文。矢吹晋提出抗议的背景,是在《人民日报》发表何新《谈话录》稍前几天,外文版的《北京周报》以80种外语文字率先索要并翻译发表了这篇文章。何新在提供编辑部的原稿中曾附言说明:“此文系根据与日本教授矢吹晋的一次谈话加以整理扩充而成,希望发表时不要披露对话者真实姓名。”交稿后,何新就去了日本访问。而《北京周报》编辑部根据一位日籍雇员的建议,把何新原稿中的“S·C君”改成了矢吹晋。另外,何新在前言中说明发表前对原记录“作了整理和补充”,《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也说明了发表此文在于介绍“何新的思想”,所以文章含量超出了原来的谈话记录范围。

但是,这场谈话风波把何新推向了前台,何新亮相于中国乃至世界媒体面前,使他在当时具有了特殊的影响力。由此,何新的个人价值和学术生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编按:实际情况是:在人民日报发表何新文章之前,何新已成为众多国际媒体关注和采访的对象。世界各大国驻华通讯社、电视台和报刊几乎都曾采访过何新。美国《纽约时报》早在1990年3月即曾以大篇幅刊登何新照片,以及该报著名记者纪思道(克里斯多夫Kristorf)对何新的采访。有关文章资料收入《何新与中外记者谈话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邓的卫道士

纪思道(NicholasD·Kristof)/美国《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二、学术“个体户”

何新在中国学术界有“狂才”之称。这种体现在何新身上的狂狷和率性几乎贯穿了他的大半生。

何新出生于浙江省平阳县(今苍南县)一个依山傍海的小镇钱库。他5岁时才来到北京。16岁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运动,他怀着对毛泽东的崇敬和对政治的信仰,积极投入其中。但很快,那种政治的冲动变成了冷峻的思考。那些近似疯狂的造反狂热行为使他觉得,理实与理想的距离十分遥远。刚刚初中毕业的何新开始阅读马克思、列宁及毛泽东的著作,并挖空心思(编按:包括1970年从商务印书馆书库“窃书”,参看何新《思考》第一卷)找到了一些在当时被禁读的书来阅读,比如杜勒斯、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政治学家的著作。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何新被分配到了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黑龙江友谊农场。在这里,何新的工资是每月32元钱,这在当时已经是不算低的收入了。但何新只留下很少的吃饭钱,其余的钱全都用来从书店和私人手中买书。他在农村整整待了9年,何新就这样一边劳动一边读书,他试图通过读书来理解世界,理解现实中的诸多问题。这是一个寻找出路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这期间,他开始形成了自己对于世界、人生和政治的独立的思考。

【编按:1970年,20岁的何新因公开反对当时席卷全国的“一打三反”运动,被作为那个知青农场运动开展的绊脚石而被隔离监禁。后来何新从农场潜逃回北京,在北京流浪读书一年后,又被押送回农场。这是何新第一次遭受政治打击。】

1974年,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何新由于不同意江青一派发起的”批林批孔“对历史的歪曲解释,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进行论辩批驳。文章写好后,何新公然把它寄给上海《文汇报》,并誉抄了数份,分别寄给了一些比较有名的历史学家。《文汇报》当时是文革激进派“四人帮”把持的主要舆论工具之一,对于批驳江青讲话的文章当然不会发表,但也不会视而不见。结果,文章被附上了一封“此文章观点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请追查作者的政治背景和目的”的信后,退回了何新所在的农场政治部。等待何新的命运可想而知,他再次受到了严厉处分,并被调到了又脏又累的砖窑烧砖和锅炉房去烧锅炉。直到粉碎“四人帮”回城时,何新个人档案中这份反对江青的材料才被农场政治部同意予以撤销。

高考恢复1977年,何新考取了大庆师范(大专)。但入学不久的第二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央党校召开全国第一次逻辑学研讨会。在此之前,何新曾给《哲学研究》杂志投寄了一份关于辩证逻辑的论文,文章虽然不能发表,但好心的编辑认为他提出的逻辑观点十分新颖,为他争取到了一个研讨会的列席代表名额。报到那天,工作人员就是不让他进去,因为各类文件、名单、表格上都找不到何新这个名字,直到那位好心编辑出面证明,何新才得以进入会场。

在列席旁听了几天会议之后,何新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他不请而起,一边打着手势一边侃侃陈述自己的观点:‘我想提出一个全新的逻辑概念——历史概念集合。这种概念至今尚未引起逻辑界的注意……”接着,他又指名道姓对一些到会专家(都是当时全国逻辑学界最权威的专家)的观点进行了点评。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异端邪说”之后,会场上出现了冰点般的沉默,接着便是叽叽喳喳的议论:这个身着学生装、留着小平头的小伙子是谁?他怎么这么狂?他是干什么的?他有什么背景?当大家终于弄明白这位“狂人”只不过是“混”进来旁听的一位入学仅几个月的大学生时,蔑视的目光和冷嘲的笑声都一起抛向了他。

孤独的何新悻悻回到了学校。学校本来就不同意他去参加研讨会,旷课多日的何新将面临严厉的纪律处分。于是何新为了表示抗议,下了退学回农场去的决心。退学后的何新,作为返城知青回到北京。他有幸遇到了著名历史学家黎澍。黎澍早年就读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商学系,是一位资深的学者和共产党人。抗日战争时期在家乡长沙创办《火线下》刊物,后来曾任香港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和《华商报》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在新闻总署、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任领导职务,从事中共党史、近现代史的研究。当年何新著文批江青时,曾将有关文章通过渠道转寄给黎澍,黎澍对他的文章极其赞赏。黎澍认为,一位下乡青年,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敢于独立思考,敢于向江青开炮,很了不起,更何况文章还挺有思想,有分量,这就更难能可贵。

出于惜才之心,黎澍把退学的何新推荐到了中央财政金融大学,教授古代汉语课。

【编按:以上记述不太准确。根据何新《思考》(第一卷)的自述:最初推荐大学未毕业的何新到中央财金学院即今天的中央财政金融大学担任教师的两位伯乐,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宁可教授和中财院中文系的闵庚尧教授。】

一年后(1980年),何新又被推荐给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胡乔木阅读了何新的多篇文论,表示欣赏。批示给社科院秘书长梅益可调入此人。但由于何新只有大学肄业的文凭,何新最初被安排在科研局干些抄写文书档案的零活。在此期间,由于具备良好的文化基础加上自小养成的自强不息的个性,何新这一时期频频撰写文章见诸报纸杂志。差不多在同时,何新此前曾被多家刊物退稿的那篇《简论历史概念集合》,终于在权威性的上海《学术月刊》杂志上全文发表,该文不仅引起了学术界关注,也引起正在主张创立“思维科学”的著名控制论科学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关注,钱学森甚至将何新提出的概念集合演化树称为“何新树”。

1981年底,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和《历史研究》杂志主编,同时兼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黎澍聘请何新担任他的学术助手。

1982年夏季,黎澍委托何新代表他去参加中国史学界一个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讨会。临行前,黎老让他“只带耳朵,不带嘴巴”,不要在会上开炮。可在会议的第三天,何新的嘴巴再也忍不住了,他早巳把临行前黎老的告诫忘到了一边。何新对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史学界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即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论提出了质疑,认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了,根本问题在于,所有参加争论的人都带着‘五段论’的公式来分析这五个问题。但关键是,这个没人敢与之挑战的历史公式究竟是不是正确呢?”

何新这一炮必然引来猛烈的火力围攻,会后许多人找到黎澍告状,说他的助手太“狂”,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虽然黎老并没有为此责难何新,但何新表示不愿因为自己而给黎老带来压力,便辞职谢罪,从此开始了独立的研究工作。

【编按:在当今的史学界,已经很少有人还坚持那个“五阶段发展公式”。但是,何新最近却曾说:重新研究,他现在认为那个公式大体上也并不错。因为社会形态的演进确实存在某种规律性。】

[1984年,在中国社科院恢复职称评定后,缺少完整大学学历的何新被破格评定为助理研究员。1988年,在社科院第二次职称评定中,刚担任助研时间还不久的何新,又被破格晋升为中国社科院的副研究员。在推荐何新破格晋升的学术鉴定书上连署者是:李泽厚、蒋和森、刘再复、唐弢和黎澍。]

有评论者认为,在当代年轻一辈学者中,恐怕没有谁的经历会比这位只读过3个月大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何新更富于戏剧色彩了。事实上,何新在1979--1989这10年时间里的学术成就的确令人刮目相看,著述总计近400万字,其中包括个人文集3部,专著10多种。尽管由于何新的狂傲,社科院也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骂他为“学匪”、“伪学者”。但你可能想不到,这位一直饱受争议的学者在社科院学术委员会的历次高研职称评定中,他的个人获票率始终却都是最高的。

【编按:这也许是因为,人们对于何新的学术成就事实上是很难漠视的。1991年,何新在全国政协研究室被评定为高级研究员职称。在中国学术界,在80--90年代,仅有大学肄业学历,而能在中国社科院和全国政协研究室这样的国家最高人文学术科研机构,以最短时间完满地走完全部职称评定历程从而取得最高学术职称的唯一特例只有何新。

早在八十年代,何新就被聘为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并且经常在包括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进行学术演讲。但是1992年后,何新自行辞去所有的兼职,拒绝多数的采访和讲学活动。从此专事闭门研究和著述,几乎从媒体和公众视线中消失。】

何新著作等身,但为人却狂傲不驯,给人的印象总是那么奇怪。他平素的穿着打扮甚至完全不像一个学者。1988年有一次,美国夏威夷电影节主席康浩请何新吃饭。打量了何新好久,康浩忍不住脱口而出:“你看上去不像学者。”何新问:“像什么?”康浩说:“个体户。”何新笑说:“对,我就是个体户。”

【编按:日本共同社北京分社社长伊藤正也在介绍何新的报道中说:何新的外表完全不像学者,而更像一个体力劳动者。】

熟悉何新的人都知道,在80年代,一件普通衣服要是超过30元他就不买。但他宁可一次花7000元买一台电脑,他把最大量的钱花在收藏图书上。曾采访过何新的某媒体人士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何新:他的头脑是奇特的,个性是奇特的,风格是奇特的,作派是奇特的。有人认为他是富于创造和想象的一代“狂才”,也有人认为他是扰乱中国主流学术界一统天下传统格局的一个“大恶魔”。

三、一直呼吁渐进改革,反对实施“休克疗法”

学者介入政治在20世纪90年代前的中国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但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开放,理论界、学术界的精英分子通过他们的研究成果次第介入中国政治,协助政府运筹帷幄,成为一种时尚惯例。用何新的话说,“那是时代因素使然”。

在众多能直接介入中国高层政治的知识分子中,何新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物。当年“矢吹晋抗议”闹得沸沸扬扬之时,境外有人发表议论臆测猜想何新是因反对政治动乱才被破格提升为“研究员”,并在中央高层担任“文胆”角色,还有传言称何新是“袁木的大红人”。为此,何新在香港《明报》(1991年3月5日)对这种说法做了正式的澄清:“我与袁木除了在若干会议上偶尔见过面外,素昧平生,私人间从无通音信,说我的文章系袁木推荐,绝非事实。”

至于是否因政治因素才得到高级研究员职称,何新列举了1989年1月24日的《人民日报》新闻,1989年1月10日《光明日报》的新闻及1989年1月4日《中国青年报》的新闻,这些新闻中都对何新被破格提前晋职为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作了专题报道。可证明他的提升完全与1989年6月以后的政治局势并无关连,澄清外界对他的误会和中伤。

实际正如前文所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何新在学术界已很有名气了。八十年代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读书》、《新华文摘》、《文摘报》、《理论信息报》、《学术研究》、《学术月刊》、《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等国家一级报刊经常发表,或转载、摘录何新的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应该说,这在客观上早就给中央高层了解和熟悉何新提供了一个桥梁。

当一个知识分子在理论研究上走向成熟,并把成果运用到现实中国政经层面上的时候,他的理论研究便具有了现实的意义。所以,中央高层对何新的关注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何新自己对政治却心存戒惧。

【编按:何新多次公开说他根本不喜欢从事政治活动,自称是一个边缘文化人,大大的杂家,本性是不配当学者的“农夫”(农人、农民),一个逃禅逾矩的坏和尚或者学术浪人(流浪者)。的确,何新不喜欢官事厌恶从政。事实上,何新的确曾多次谢绝高层领导人有意将他纳入到体制内文官系统的安排。】

何新这种远离政治的心态,恰恰是出于对政治本性的深刻了解。

何新是有前车之鉴的。1970年文革时代,何新当初年少气盛,写文章抨击江青遭受打击的事件给他的身心带来了相当负面的影响。何新曾直言不讳地说:“我对政治是有所畏惧的。青年时代读《史记》,每读到张良、韩信、主父偃这些奇男子的故事,就豪情慷慨。但又读《资治通鉴》,从历史中看到政治斗争极其残酷的一面。多少大人物今日高居庙堂,明日杀身灭族,留在史书中的只不过是几行字而己!”但他同时意识到,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伟大的社会变革,“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面对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而有志报国的华夏儿女,不能不为之激动,不由得不想介入其中”。这是何新关于自己介入政治的一个真情告白。

说起来,何新与中央高层倒的确很有缘分。1985年的时候,何新在《读书》、《文艺研究》等杂志上准备发表批评当代文学“新潮”的一组文章,社科院方面将清样送报胡乔木,引起了胡乔木的高度重视。胡乔木亲自把文章清样调去,多次亲自动笔作修改,还委托钱钟书提供意见。文章发表后,一时震动文坛。

1988年后,何新在当时影响力很大的《经济学周报》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评论经济改革的文章,直陈当时的经济改革方针有重大失误,批评所谓“价格改革”已成为掩饰恶性通货膨胀的遁词。文章发表后,反响甚大,引起了高层领导的关注。同年10月,他在香港《明报月刊》上连续发表一组评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正在陷入危机,中国可能发生政治动乱。为了防止国家陷入政治危机,他呼吁抵制激进改革,呼吁采取渐进改革的路线,抨击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

何新的大胆真率的直言,早就引起了中央最高决策层的重视。东西方情报机构当时也锁定了何新,认为这个神秘人物身上带有不可估量的信息价值。虽然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何新的理论研究和其作为已经进入了中央高层的视线,但他真正介入中国政治却还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1989年3月,何新收到了国务院的密件,里面是刚刚成稿的《政府工作报告》。这种文件通常是由高层发到小部分精英人士中听取咨询意见的。这时,何新意识到,他已经成为被政府邀请的受咨询者之一了。

初次介入政治的何新的作为令中央高层满意。他的特点是,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大胆地、有针对性地对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进行细致分析,及时对危机进行预测和警示,提出自己的思路,实用价值大,可操作性强。有消息透露,鉴于当时何新在对中国政经理论研究分析上的出色表现,早在1988年,有关部门推荐把他列为中组部和统战部所关注的非党人士培养对象,甚至曾被高层提名,推荐为中华全国青联副主席的候选人之一。由于当时中国社科院党组对此有不同意见,此事未果。但在1990年,何新还是被中央统战部作为国家特邀人士而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此后他的工作关系也就从中国社科院调入全国政协,成为不用上班的一位专职委员。

根据李先念、王任重的指示,全国政协领导对何新的工作做了一种极其特殊的安排,让他作为—个专职委员进行调研,并随时将他的想法、言论和建议,通过正式渠道报送中央最高决策层。正是由于这样的安排。使得何新长期以来能以一个非党知识分子的身份,在中国政治和经济改革进程中发挥了某种智囊式的特殊作用。

四、向中南海直接进言

1990年后,何新与中央高层的关系过从甚密。据何新自己透露,他当时有多条的通道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言直送包括邓小平陈云等中央最高领导人。利用这种通道和影响,1989年至1994年,何新曾多次把他关于政治经济及国际问题的一些重要想法,以及所搜集到的一些重大内外信息直接呈报给邓小平。

何新与国家副主席王震的关系比较特殊。当年,何新在东北工作的友谊农场就是王震1954年亲手开拓建立的东北戍边的第一座样板农场。何新在农场时代就听到过不少关于王震将军的传奇故事,对这位前辈十分敬仰。在何新以及很多北大荒老兵的眼中,王震不仅是一个专整坏官的大清官,而且几乎被神化为一位传奇人物。尽管何新在中国社科院也听到一些所谓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王震“保守”的评价,但当何新读了王震的一些文章言论后,却“感到这位老人粗中有细,见微知著,懂得意识形态对于国家命运的影响”,他认为王震“非常懂政治,是非常高明的大政治家”。

何新与王震的首次见面是在1990年秋天。当时何新接到中国社科院办公厅的通知,国家副主席王震要约他谈话。当时王震正在301医院住院,院办公厅便派车把何新送到301医院王震的房间。当何新一进门。坐在轮椅上的王震努力支撑住身子起来,握住何新的手,说:‘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

两个忘年交的情谊从此算是确立下来。

1991年4月,何新再次看望王震,对这次谈话有一个公开发表的谈话记录,后来被收入何新的《新战略论》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从中可以看出这两代人之间的默契,也能看出何新作为知识分子敢于直面现实,大胆提出自己想法的可贵勇气。

何新说:“中国要保持持久稳定,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思想问题。目前的宣传不得法,僵化,不让人服气。二是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讲知识分子不能成堆,要掺沙子。摘自然科学成堆没关系,搞社会科学就不一样。一些社会科学、文学家自我估计很高,但意识很旧,无非还是18、19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民主主义、人文主义那一套。实际上今天的世界情况、中国国家民族所面临的问题与那时已经大为不同。一些年轻大学生认为自己天生好像就是该当总理的,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激进造反派其实也是这样—类人,这种人很容易成为煽起动乱的种子。

对于教育体制,何新说:“我认为我国教育体制也应当受市场供求规律的调节。教育体制也是一种经济体制。我看中国现在文科人员供应过剩,所以才有文科学生毕业分配难。建议国家在大学里多培养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农业科技人员,自然科学家……现在想当官的知识分子太多,应该鼓励知识分子深入专业研究,不应该鼓励知识分子的从政热……”

两年后,何新再次看望王震,向王震谈了他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王震鼓励他把他的这些想法整理出来,直接向邓小平陈言汇报。【编按:这个报告的一部分内容,收入到《新战略论》政治文化编110页(关于反左和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该报告中提出关于国家政治与外交应超越意识形态。以及若干人事问题的建议,这一部分未发表。】

应该说,向中南海直接写密札进言,是何新以学者身份参与中国政治生活的一种颇为特殊的工作方式。在早前的1989年4月,何新也通过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向中央高层领导提交了一份报告,立即引起了最高领导层的高度重视。

何新递交上去的这个报告其实就是一篇完整的理论文章,主要内容是讲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要妥善处理好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不能一味强硬压制。一个月后,这篇文章发表在供中央高层参阅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何新的名字一下子在中南海高层中传开。

但这并不是何新第一次向中南海进言。早在1988年末,何新就曾通过中国社科院院长胡绳向中央领导提交过一个形势研究报告。(注:这个文件曾在1988年5月的《自学》、《中国金报》等报刊杂志公开发表。)

何新在文中提出如下建言:一是应警惕美国的对华战略;二是预测东欧集团即将解体,苏联改革必会失败,将有大变局;三是认为中国与苏联已无根本利害冲突,合作或能增进双方改革成功的机会,建议转变对苏方针,修好中苏关系;四是建议实施新重农主义的国内经济方针,注意流民问题,防止发生国内动乱。何新的以上建议对社会政治经济处于特殊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显得及时而实用,特别是他对东欧及苏联的政治剧变的预测使很多人为之震惊。但这种预测很快得到事态发展的证明。

1991年的“8.19’事件和随之而来的苏联彻底解体,是20世纪最具震撼力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也引起了中国对社会主义以及今后的建设和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进行反思。实际上,苏共的瓦解、苏联的解体,总的来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下来的社会矛盾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其主要原因,一是长期拒绝改革开放,没有以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中心,由思想上的长期僵化导致经济上的长期停滞,使社会主义在苏联人民心目中失去影响力;二是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内部,特别是在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相当普遍的腐败现象。在“8·19”事件之前,苏共各级党组织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官僚特权阶层、腐败分子所控制,已徒有共产党之名而无多少共产党之实了。因此,苏共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有必然性。但在何新发表上述言论的当时,预言苏联解体是与国内主流思潮是截然相违背的,因为当时中国正争相传阅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所以,何新微弱的声音被指责为“危言耸听,虚张声势”。

苏联的“8·19”事件发生,何新应某高层领导的问询而写了一封信上报中央领导。他认为此次苏联政变成功可能性极小。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前体制僵化,压制、窒息人民,意识形态系统过于僵化。因此,人民无论如何再也不愿回到旧体制下的政治空气中,近年来对苏联党史、历史的批判和对失误的揭露,使政权已失去道义基础,国家意识形态分崩离析,没有凝聚力。国家面临深刻的经济危机,政府无法解决巨大的经济困难,因而显得软弱,社会原有控制系统、组织结构已完全涣散。高级将领政见不一,军心涣散,谁也不会敢对发动内战承担个人责任。

据此何新预测:“此次政变后,苏联政局总的崩盘垮台趋势已很难逆转,叶利钦将掌握实权,戈尔巴乔夫将仅仅成为象征性人物。”“苏联的经济恶化难以逆转,其经济自由化的最终结果,不可避免地将造成失业和恶性通货膨胀问题,苏联社会动乱不安的局面将是长期的。”何新在信的最后写道:“苏联此次政变及其失败,对中国的影响是深刻的。在人心、政治上均有影响。西方七国对华政策,当前一是诱,二是困。目的是孤立和困滞中国,促使高层分化和对立。”

何新这封信对于正确把握苏东解体后国际形势走向,无疑给中央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依据。

五、提出调整台湾政策的思路

1992年5月,台湾高层人物邱进益等相继提出,建议海峡两岸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成为当时两岸关系中比较重要的新动向。内部资料《参考资料》在5月18日第12页刊发了这一消息后,立刻引起了何新注意。5月22日,何新分别致信邓小平、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谈了自己“关于台湾问题的几点建议”。

何新在信中说,“台湾此举意图,是使大陆在事实上承认台湾为我对等政治实体”,但同时对我方也有利,可借此打开接触和政治谈判的大门。

何新分析说,读了台湾的报刊言论,并观察台湾的动向,可以认为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在近期又有一系列调整,如我方能因势利导,则两岸关系可能会有所突破。何新认为,如果在90年代大陆政策对头,内部稳定,两岸实现某种形态的统一具有客观可能性。

何新在信中说,台湾对大陆政策之所以不得不做出调整,第一是改革开放路线已经取得的胜利,第二是中央及国务院1989年以来妥善应变坚持安定团结方针取得了成功。而就台湾方面来看,之所以转向试探谈判,并尝试主动调整大陆政策,除了其在政治上欲对大陆搞“和平演变”的战略意图外,也是由于其自身面临困难和客观需要。

何新具体从9个方面分析了台湾当局需要加快推进与大陆关系的经济政治背景。最后,何新建议:中央应对台湾方面的提议做出积极反应,并提出以下具体建议:肯定台湾提议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两岸关系问题,并提出就此进行谈判,这种建议是积极的;提议两岸应当尽早进行高层领导人直接接触;两岸之间不是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那意味着是两个国家的关系,而是签订和平解决两岸关系,逐渐实现祖国统一的协议;承诺如台湾不搞“台独”,大陆对台可以不动用武力,但如“独立”则必干涉。因为这是捍卫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国家主权的根本原则问题。

何新在该信后还特别附上了一篇文章,就两岸经济政治形势和趋势,作了较详细的分析,提出了若干新鲜见解和看法。在此文中,何新分析了台湾面临的6种前途,驳斥了海外民阵鼓吹的以“自由民主”旗帜“统一中国”的谬论。何新的信及文章引起了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王震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遗憾的是,由于后来李登辉访美,导致了两岸关系的急剧恶化,两岸关系又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霜。

1991年后,何新进入全国政协工作,不需要上班和出席一般会议,精力更加集中,可以潜心思考阅读研究。专门针对中国内外政经形势,从事专业研究和分析,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和报告。因此,外界一直把何新作为中国高层的笔杆子,“文胆”形象越发凸显。

六、为中国社会主义公开声辩

何新在外界中的“文胆”形象不止于他频繁曝光的提交给中南海的报告,更多地体现在他的政治经济论文集中。他的文章集中汇集在九十年代后期出版的《何新政治经济论集》(白皮书)、《致中南海密札》(香港出版)、《为中国声辩》、《东方的复兴》、《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新战略论》(三卷本)等著作中。

人们可以注意到,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个人文集方式出版政治理论书籍,也是一种特例。一般来说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集外,很少有当代理论工作者出版个人的文集。个别资深者虽然出版了自己的文集,发行量也很有限,而何新自九十年代以后,以不同版本、不同出版社同时出版多种政治经济文章汇编,发行量相当可观。这除了知名度之外,还因为何新的文章能够及时回答人们迫切关注需要回答的热点问题、敏感问题,同时也因为他的文章本身具备相当的逻辑说服力和思想深度。因此,尽管90年代以后何新韬光养晦蛰居不出,他的文论仍然时时震撼思想界,成为知识理论界以及海外观察家关注追逐的对象。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境外有人竟把何新称为官方政策的“代言人”。

把何新称为学人也好,称为“文胆”也好,政治学术的双栖人物也罢,有一个事实是必须要承认的,何新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他积极影响社会生活的强烈动机,热心参加实际政治的入世行为,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为国家政经建设书写理论文献,提供了一个现实的例证。

在何新的大量理论研究著作及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何新作为一个理论学者对世界和中国大势有着自己独特的判断,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关系的研究,他基于两个视角进行了论证:

一个是第三世界的视角,即从第三世界国家的落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待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对工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首先是能够保护其民族经济利益的一种社会制度。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20世纪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众多发展中国家独立后在经济政治上都试图趋向之的一种宏大历史潮流。这个潮流,并没有因为东欧的事件而截止。”

另一个是所谓绿色的视角,就是从地球环境、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的价值。他说,从全球前景的角度,人类社会发展现在和未来正面临愈来愈深刻、严峻的困难和问题。而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趋势,现在则前所未有地不断加强。但是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如资源耗竭、环境破坏、粮食和人口危机等严峻问题,日益难以解决------这些问题“究竟是在放任世界进一步私有化、全球经济自由放任,单纯为资本家获取最大利润而生产的条件下能够得到解决?抑或是在一个或两三个经济、军事超级大国作为主宰的一种新帝国主义世界体制下能够得到解决?还是只有实现全球的资源、劳动和财富为全人类所共有、共享,通过全球统—性经济计划的全面调节和协作,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呢”?

何新说:如果承认人类的全球问题愈来愈需要一种有利于全人类的一体化解决方案,那么仅从这一意义看,他确信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前途,不论道路怎样曲折,最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一条通向历史正义之路。在何新骨子深处,他实际具有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信仰。他坚信,即使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目前暂时失败了,它的理想和现实性,也还会被人类所再认识,而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会比过去的形态更高级、更成熟,包括在发展社会高度民主的问题上。

何新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述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具有震撼作用,增强了社会公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从何新的大量理论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何新抱持一以贯之的政治民主理念。当一些所谓的左派知识分子和所谓的右派知识分子大谈旧式即斯大林或毛泽东式共产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时候,何新远离这两者而提出了作为第三条道路的新国家主义。

何新说:“我既不是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也不是自由主义者。多年来我一直在试图寻求着一种综合,探索超越‘左’与‘右’以外的第三条道路。我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思路,把马克思的方法与近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社会科学的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中国的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综合起来,从而发展出一套新的东西。我留给历史的十几卷文集,凝聚了我20年来的探索和心血。”

在何新看来,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多阶级的共同体,不是单纯一部国家统治机器而已,它并不单独属于任何一个阶级,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因此,新国家主义反对由任何单一阶级垄断的寡头专政,而必然主张维护全民民主。国家主义必须坚决要求维护和改善现实中已存在的这个多民族、多阶级、多种利益共存的共同体,这就是何新所主张的新国家主义。在他看来,否定国家主义的必然结论,只能是导向无政府主义:而否定现实国家存在的眼前现实,那必然就是要鼓吹发动一场新的暴力动乱和造反有理。国家主义要求国家同时采用市场调节和国家有计划管理两种方式调节治理国民经济。因为所谓国民经济,必然是应当有利于全体国民,而不是单纯地有利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少数人独富的私民(所谓“效率”)经济。国家主义向左走,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主义或无产阶级暴力国家主义(列宁主义,国家与革命),国家主义向右走,就是法西斯主义。但是那种无产阶级专政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与国家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有评论认为,何新在国内率先打开了从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审视当代中国、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利益的新的视野。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几乎是一种新的爱国主义的产生,至少是一个新的爱国理念的产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最有影响的爱国主义思想无不沿着这一思路生发。

七、“限产压库”“鼓励出口”政策的始倡议者

1991年,何新通过在各地的走访调查观察到,在中国规模不断扩大的房地产、基建投资已造成对资源、能源供给能力及交通的重大压力。他发现,由于工业中广泛存在的生产过剩,导致库存增加;我国农业中面临的问题也比较紧迫,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在我国农业及工业中的表现均极其明显。根据以上的调查以及分析,1992年11月,何新给中央领导写了一系列报告和建议。指出对经济演化趋势不可过于乐观。在何新看来,报刊上的高速度以及一些报喜消息中的浮夸成分是极大的,有可能再度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还就农业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向中央领导层发出了警报。

【编按:以下内容兹据何新自述补充:

谈到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何新说:阐述“生产过剩”从而推动中国政府制订大规模鼓励出口的政策,我认为这是我对中国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主要贡献。

查阅一下,从1988年到1991年,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常说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讲社会需求过大,经济供给不足。这种观念的理论根据,实际是八十年代在中国一度十分流行的匈牙利一个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科尔奈,匈牙利改革经济学家,著有《短缺经济》。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天然存在投资饥渴症,症状表现为供给瓶颈,排队抢购和商品短缺。这种理论在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在中国经济学界十分流行。)

但是在1989—1990年间我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根源并不是供给不足,而是“生产过剩”。所谓“生产过剩”,就是说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就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这与前面官方的说法正好相反,与当时占主流而且流行的看法也是正好相反。

李鹏总理知道我的这一新看法后,很重视。他派主任秘书专门听取我的意见和建议,后来又亲自约我谈。

“生产过剩”与“供给不足”,这两个提法截然相反。如果根据“短缺经济”的观点解释,那么发生在1988—1990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国生产力落后,许多部门出现“瓶颈”,导致供给不足。

当时我曾看到国务院发展中心送给中央的几个材料,那是他们1988年邀请来华访问的几位美国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其中包括弗里德曼给赵的一封信。这些美国专家从新自由主义和新货币主义学派的立场看中国经济改革,认为制约中国经济的根本原因是供给不足,所以必然会发生经济过热。在价格一旦放开后,就导致了通货膨胀。当时中国银行中有比较高额的社会储蓄。这些美国专家警告中国政府,说这巨额的人民币储蓄,就好比正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旦放出来冲进市场,就会导致抢购风潮,从而会使物价上涨得更快。

据此,他们给中国政府提供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1)多囤积商品、物资,以防止通货膨胀,准备应付抢购风。

(2)多进口、少出口。

(3)提高银行利率,吸引和鼓励储蓄,把货币老虎关进银行。

(4)结束外汇管制,放开汇率。让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由市场决定。据说这是消除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

还记得这一段历史的人会知道,这些政策,在1989—1990年间,事实上大部分(除第四点外),已经被国家在政策上试着采纳了。

但在1989—1990年间,我正在重新研读《资本论》。当时中国经济中发生了严重的企业三角债问题。我观察所谓“三角债”的发生,往往与企业销售产品困难有关。一方面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企业有大量库存。导致流动资金紧张,银行贷款被套成为呆账。另一方面卖掉的货款也收不回来,于是就还不了欠债。我意识到,这个“三角债”问题,其实质是马克思讲的由于流通链条阻滞而引发的金融信用危机。

而发生金融信用危机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企业生产的成品大量积压,也就是发生了古典经济学讲的“生产过剩”。

我意识到,1988年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根源实际是出在金融流通链条的阻断上。由于经济改革已造成市场流通的多元化,破坏了原来国营商业对于企业产品统购统销的体制,导致国有企业的产品销售困难大量积压。

因此,尽管当时表面上是某些基础产品呈现着“短缺”,发生所谓“经济过热”。但是看一看当时商业和企业中的库存情况就知道,各地出现了大量产成品积压,导致商品库存不断上升。正是产品销售困难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导致还债困难,又导致相互拖欠的债务问题。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实际正是马克思所讲的表现为“生产过剩”的流通危机。

因此我认为,为了解决这种危机,恰恰不能采取美国专家们所提供的那种建议,也就是说:不能囤积物资,不能以高利率吸储;不能扩大进口商品(消费品),因为那只会使国外商品涌进来进一步挤压占领国内产品的有限市场空间,会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关于我国经济发生了“生产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这一新的经济观点,我通过1990年12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与日本“S教授”的谈话录,明确地提了出来。我说当时中国经济并不是面临“短缺”,而是面临着“生产过剩”。这个观点是向当时的主流经济观点(短缺经济学)所宣示的一个明确挑战,结果立即引起了经济学界一片斥责和怒骂之声,说这个何新完全是胡说八道,简直不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既然问题出在“生产过剩”而不是“短缺”,那么根据这种新的认识,我当时就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新的政策思路,我建议:

(1)削价清理库存囤积品,换取资金回流,加速资金周转速度。

(2)降低利率,释放储蓄,鼓励消费,激活市场。

(3)抑制进口,积极鼓励出口;开拓国际市场,从而换取外汇。

(4)控制投资规模。

这一思路后来被有关领导简化为八个字:“限产压库”(限制生产压缩库存),“鼓励出口”。当然应该注意到,这种思路与当时那些美国专家和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建议是正好相反。

其后,我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呈报国务院领导人,进一步论证关于“生产过剩”这个问题。(参看何新1991年7月致***总理的信,《何新经济政治论文集》(白皮书)第368页。)

尽管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发生了巨大的反对之声,但是我的意见还是被有关领导听进去了。国务院根据新的思路,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例如:连续几年间不断调低存款利率,实行了每周双休日和放长假制度以鼓励民间消费;遏制重复建设压缩投资项目等等。特别是后来采取出口退税等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大力拓展出口市场。不难看出,所有这些政策措施,实际都是基于中国内部生产力已存在过剩的理念才能形成的。

这些措施很快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因此到1993年以后,中国的这一轮经济危机已基本得到摆脱。不久,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也不讲什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种莫名其妙的提法了。

正是由于国家采取了鼓励出口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的政策,中国现在成为了所谓“世界的工厂”,迅速地融入了国际经济体,使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几乎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现在有的经济学家在美国的暗示下大力鼓吹走“内需主导”的发展思路,其实这是行不通的。一是因为中国存在巨大的过剩劳动力资源,二是因为中国在许多生产部门现在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生产能力。三是中国的国内资源有限,人均资源占有率更是少得可怜。

中国已经根本没办法再走关起门来搞建设的闭锁之路。中国已经与全球市场,全球经济体制形成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中国一旦失去外部市场,失去外部资源,中国的失业问题、生产力过剩问题就根本无法解决。靠“内需主导”,只能是一条愈走愈窄的死路。只有大力拓展出口,设法占有份额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通过国际交换换取外汇,从而以外汇汲取国际资源,才能使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并且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90年代期间的高速发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内廉价劳动力的解放、开发和利用。二是海外市场的开拓。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在九十年代实行了积极鼓励出口的政策,再加上中国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外汇管制体制,这才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随着出口额度的增加,中国国家的外汇储备得到了大幅度增加。

近几年来,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都解体破产了,但国家的经济实力并没有明显地削弱,原因就是由于国家手中掌握着居世界第二位的巨额外汇储备。

还有人认为,中国今天骄人的经济成就,中国的崛起,是由于走了私有化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道路。而这条道路,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引导下走过来的。我之所以要回顾90年代这场政策争论,就是为了回答这一个问题,让历史事实提供一种镜鉴。

回过头再去看当时那些美国专家提供的改革建议——虽然我并不认为他们完全是出于恶意的动机。但是,弗里德曼向中国政府所提建议中的第一条就是:“尽快解除外汇管制,开放金融,让人民币自由兑换。”试问,如果当年中国采纳了这一建议,那么中国能否承受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还会有今天的成就吗?

的确,那些主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今天仍把中国的经济成就,说成是私有化的市场改革的结果。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也这样相信。所以他们还在鼓吹要“深化”这一方向的改革。但是参照我的上述回忆,人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当年照搬弗里德曼的那些建议,而不是实行与之相反的经济对策,中国在90年代初究竟是否可能走出1988—1991年的严重经济困难?再回过头看一下当年弗里德曼关于中国改革的建议,也许其中只有一点是可取的,即通过市场改革解放原来在计划体制下被牢固地束缚着的人力和资源要素。

关于这一段政策争论的历史,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对外讲过。但是现在,我认为有必要讲出真相了。因为当年的当事人们都还在。也因为今天,中国又一次站在面临选择的十字路口上。中国今天的确已取得了极其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是中国今天也面临着极其尖锐复杂的种种问题,比九十年代初期面临的问题复杂得多,严重得多。面对纷至而来的“深化改革”的建议,当局者不可不慎重思考和作出选择。

我认为,中国今天之所以取得了不同于东欧、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成就,就是由于中国政府实行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经济政策,而拒绝照抄类似“哈佛计划”、“500天计划”、“弗里德曼建议”这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

然而,另一方面,今天中国之所以面临着国企崩溃、失业严重、社会对立尖锐的危机和困难,恰恰也正是由于后来(主要是在1998年以后)仍然采纳了许多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措施才造成的。】

八、警示经济过热被讥讽为“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哀鸣”

何新认为,中国的经济繁荣长期以来主要依赖于投资推动,有虚幻性。银行以投入新货币方式不断增大信贷发放规模,追加投资,造成了虚假的高速度。另外,西方银行将大量信贷投入到我国经营房地产和基建项目,也是别有用心的,其目的是刺激我国泡沫经济、加大我国经济对国际资本的依赖性。因此,中国经济短期的繁荣,是有“泡沫经济”成分的。

当时正是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中国经济界弥漫着一派乐观气氛。因此,何新的“过热”、“泡沫”观点立刻遭到了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认为他的这一判断是危言耸听,是代表“一种保守主义者的哀鸣”。

但事实上,当年国务院领导人确实马上采取了经济紧缩政策,即实施所谓宏观调控,抑制了可能过热的经济形势。

就在经济界仍在争论“热”或“不热”问题的时候,1993年7月,何新通过调查研究,又提出国家的“调控”并未达到预期成效,金融危机正在深化为产业即工农业的危机。由于资金衰竭所导致的投资锐减,正在以逆形式的“投资乘数效应’发生作用,即一个带头部门的投资停顿,导致了一系列相关部门的产业衰退,正在以成倍的级数由近年过度繁荣而后来急剧冷却的建筑部门,向其他产业部门扩展衰退,我国国民经济正面临产业衰退和经济危机。而发生衰退及不景气的同时,仍将伴随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部分地区的物资供给困难。

1993年8月,何新把这一报告呈送给中央主管金融工作的领导。而当年年底发生的农产品价格暴涨和接踵而来的严重通货膨胀,再一次证实了何新的预测。同年,何新另一份《当前经济形势评论》的报告被送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案头上。在此之前,何新曾致信中央谈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对繁荣背后潜伏的较严峻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指出,由于能源不足、基础设施薄弱、基本资源价格上涨,已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严重制约,转换机制的方针一旦不能奏效,有舆论正在大力鼓吹在中国推行“叶利钦—盖达尔式的休克疗法”,其结果会再度引发政治危机和经济社会动荡。在1993年3月的这份报告中,何新谈了自己对我国当前形势的许多忧虑,指出不能过高估计经济形势的发展,在GDP的表面经济增长率的背后存在着许多虚幻的泡沫成分。

何新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率即GDP的估算方式存在很大问题,有相当的虚假性。由于我国的投资主体是各级政府,有别于西方,其投资目的是为了向国家抢资金、抢项目、抢表面繁荣、抢官员政绩,因此投资者很少考虑投资以后的长期性问题。比如,他们不会考虑库存积压问题,不会顾及成本上涨问题。何新告诫说,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增长愈快,投资愈热,亏损愈重,政府财政困难愈重,经济形势愈危险。目前的高增长中,‘烧虚火’的成分甚大,千万不可轻信。”

何新在该报告中还提到,我国的国情有一个危险的方面,这就是农村中的以千万计的剩余劳动人口,正在向城市流动。这一力量一旦政治化,并与城市中的失业者,失意军政人员和知识分子相结合,必将出现足以震撼社会的大动荡。何新认为,农民的大量流出,是我国农村经济近年市场化进程加速的必然结果,不能忽视的是,这些流动农民中有大量丧失土地和其他生计的赤贫者、无产者。他们正在形成我国社会中的一个新的流氓无产者阶层,近年社会治安及犯罪情况之所以日益严重,即与这一情况有关。由于农业过剩人口的大量流出和流动,而我国现有的资本结构又无力予以全部吸纳,这是导致流民阶级形成的根源,并必将成为社会不安定的一个长期重要因素。

何新说:某些人认为中国农民现在已越过温饱线进入小康阶段的提法,根本不符合中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他指出,农民民生不能只看北京和珠江三角洲,中国大多数农民实际上仍然挣扎在温饱线上,全国多数地区仍然是贫困者多。

1994年4月到8月,何新又写出了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第三份报告,继续就过高估计经济增长率等问题提出意见,并告诫政府,我国目前经济形势可以说是正面临相当具有经典意义的市场经济危机。然而,由于对形势判断有误,目前仍未把政策目标定位在遏制衰退、拯救产业上,而单纯定位在治理通胀、抑制过热,所谓“软着陆”的目标上,这必定是难以成功的。

1995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关于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一次调研会上,何新出席作了40多分钟的发言,就解决中国农业及粮食问题提出了l0点战略设想。他在谈完自己的设想之后,进一步指出,中国发展经济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人口众多及自然资源短缺。因此,在总的战略方向上,回复到改革前闭关锁国的自给自足经济体系是行不通的。这条道路的最终结果,只能是经济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不满上升和最终导致政治动变。

何新提出了一种大胆的设想:1、突破疆界限制,利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过剩之农业生产能力,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2、派农民去亚非拉进行农林牧副渔拓殖。总之,农业向外看成为中国未来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的战略目标。这一目标也可以成为中国基本的、长期的国策。此战略决策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中国远期政局的稳定。

【编按:原书中的这一段表述,不够完整准确。】

何新强调,自己的设想固然极不成熟,在实施上也存在许多具体困难。但他认为,当今中国所遭遇的许多经济问题,均难以在中国本体的自我经济循环中得到良性解决。必须以一种更远大的历史眼光拓展世界性的经济视野,才能找到解决中国经济当前及未来问题的长远对策。

1997年3月,也就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尚未爆发即将爆发的前夜,何新把一篇关于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的政策研究报告,送报给中央领导。何新认为,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在金融资本主导下对产业资本实施汰选和重组。众多国有企业的破产化已成为这一进程中的引人注目的趋势。何新断言:金融问题是经济的根本问题。中国未来可能面临深刻的金融危机。接着,何新对这一进程的起因及后果作了初步分析,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他说:当前我国国民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并非所有制及产权改革问题,也不是要不要让国企破产和股份化的问题,而是必须以一切政策全面促进和提高社会就业,舒缓庞大的过剩人口压力,刺激经济在低通货膨胀下恢复增长的势头,以遏制衰退,恢复繁荣。其次,是在保证国家主权、政治独立、经济繁荣的前提下,促进融入全球一体化经济贸易体系的进程。因为只有寻求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而不是抑制就业、抑制生产力发展,才是解决中国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唯一可行的政策方针。

九、多次建言直达最高层

200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何新发表过一篇题为《论江泽民时代》的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何新当时写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十六大前后海内外的一些舆论有感而发的。何新认为,以江李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十几年,的确代表了当代史中一个重要的时代。他说,江泽民时代有三点成就是有目共睹:第一,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稳住了政治大局;第二,顶住了国内外要求中国走苏联式休克化改革之路的压力,避免了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大崩溃;第三,这十几年中内外政治形势极其复杂,意识形态极其混乱,众说纷纭。第三代领导能不惑其间,平衡疏导内外矛盾,选择了一条相对较为平稳而又能使经济较快发展的路线。正是在这13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成长为当今全世界瞩目的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经济体,这是伟大的历史功绩。

正如前面所言,何新与中央高层的关系的确错综复杂。他直接接触到的除王震、陈云等外,还有江泽民。

何新一次与采访者谈话曾回忆他与江泽民的一次见面时颇为动容。大约是1991年初,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约请一小批知识分子到中南海怀仁堂座谈,何新也在被邀之列。当时,低调的何新在一个靠墙边很不显眼的位置坐下。会议开始后,江泽民拿着与会者的名单,逐个点名识人。当念到何新的时候,何新礼貌地站起致意,江泽民打量了何新一会儿,然后说“哦,你就是何新,这么高个子?”何新和江泽民相视一笑,算是认识了。

会间休息,何新去卫生间,一出门在走廊正好碰到江泽民从对面走过来。江泽民对何新微笑,似乎有意伸出手和何新打招呼的样子,但由于当时周围聚集围观的工作人员很多,何新显得紧张而不知所措,竟失礼地一个侧身绕到柱子后面避过去了。后来,何新说他这次会给江泽民留下了一个狂傲怪僻的印象。这是何新与江泽民的唯一一次见面。此后虽然江泽民再也没有直接约见何新谈过话,但在江泽民任总书记期间,何新仍一直能将自己重要的想法和社情舆论,通过中办机要渠道直接送报到江泽民的办公室。而在这些提交过的文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当时国有企业改制问题、下岗问题以及金融政策问题提出的不同看法。

熟悉中国知识理论界内幕的人都知道,何新的思想和做派在知识分子中是充满争议的。但作风干练的江泽民对何新这类知识分子却是爱护有加。有一个例子是一位贴近高层的工作人员透露给何新的。有一次,江泽民邀集了一些理论界的人士开座谈会。会上,一些人发言时抨击何新。江泽民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说:“同志们,你们讲的也许都是真的。但是,当党和国家遭遇重大困难的时候,何新同志挺身而出,帮助了党和国家。”于是大家都沉默了。

何新之所以给江泽民留下深刻印象,除了何新在政经理论上的丰硕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件事是中南海高层都记忆犹新的。那是1990年6月,何新应邀到北京大学对90届毕业生发表演讲,那些经历过政治风波的北大学生们对那种说教式的毕业教育有些反感,所以,当何新一出现在现场,嘘声一片,有拍桌椅的,有跺地板的,也有鼓倒掌的,甚至有的学生大喊让他滚蛋。可是何新镇定自若,在一片嘈杂声中开始了他的演说。可想不到的是,几分钟后会场就安静了下来,学生们都被何新动情的演说吸引住了。当何新讲完的时候,会场爆发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学生们被感动了。

何新的演讲一开始便从学生“心中的天堂”——美国说起。他告诉学生们,他是通过研究美国罗斯福时代以来关于美中关系,关于美国的世界地位,关于美国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所追求的世界目标的相关书籍,洞察了解了美国对世界和对中国真实战略意图的。他说:美国全球战略的根本目标,从远期看,“最终就是要在全球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和担任政治领导,囊括全球的一体化经济政治体系”,也就是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竞赛方略》中所说的:“通过拥有一个中心首都即华盛顿的中心大陆—北美大陆,从自然地理上支配全球。”何新断言,在美国人全球战略目标下,美国自诩的“帮助各国人民实现民主、人权、自由”的“热心”,只能是作为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工具和策略,目的是“利用它们作为策动他国内乱的口实,达到乱人之国、灭人之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接着何新谈起了中国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他说,某些发达国家的战略家,有意识地灌输给中国人“所谓‘大一统’是落后观念,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目的就是要为摧毁中国、分裂中国预先提供思想武器和舆论准备,从而彻底剥夺掉中国赶超先进国家的发展机会”。因为,“中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无论对美、日还是对西方列强,都只能意味着在东亚出现了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延滞或阻遏这一进程,必然成为他们真正追求的世界战略目标。特别是当苏联由一个进攻型的超级大国衰弱成为地区性国家以后,以中国牵制苏联已不再必要。”

何新警告说:“中国今天面临着危险,重大的危险!”何新的警告与“球籍”讨论中所忧虑的所谓“落后挨打”不同,他讲的危险更直接,即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和改变落后面貌努力的“遏制”。他驳斥方励之的观点。方励之以跨国公司、资本都己世界化为依据,认为爱国主义是狭隘的、过时的。何新尖锐地指出;“资本无祖国,利益没有祖国吗?……投资哪儿都可以投,利润也能随便流吗?最大多数的利润往哪儿流啊?是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他请问在座的学生“也许美国很好,那里是你的家吗?中国人不爱自己的家园,行吗?”这样的问题。在他们来到北京、来到北大上学的4年时间里,也即一个青年真正长知识、长见识的最为重要的4年里,却没有人向他们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何新忧虑地提醒青年人,“在西方的眼睛里,对中国人在种族和文化上的轻蔑和歧视,是始终存在的”,而“爱国这样的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全世界各国,在各种意识形态下都不能反对。但在我们这里,这些年,它居然会臭!”“以别人的价值为价值,以洋人的承认为承认”,“这本身就已经说明,国家已经危险到何等程度了,”“这个世界始终是强者生存的世界。一千年前如此,一千年后还是如此。想生存就要发奋图强,而要图强只能靠自己。”“如果中国人不想自杀,真的不想在严峻的国际竞争中被淘汰,中国人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凝聚起来。”

何新在高度敏感时刻以个人魅力和才华征服北大学生的故事,在知识界和中央高层中流传,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概基于此,何新的言说尽管面临来自多方的压力,但中央高层对他是宽容的。何新曾坦陈:“无论我讲了什么,我始终是能够畅所欲言的,从没有为此受到过任何批评或压力。因此,我认为总书记是有容纳不同意见之雅量的。其中一些意见,我虽没有正面看到他的答复,但是我可以从后来政策方向的调整中感受到,我的一些意见可能发生了影响。”

十、你可以不赞同他,但不能不重视他

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没有人像何新那样饱受争议和充满传奇色彩。经过1990年《人民日报》“矢吹晋谈话”风波,何新成了很多人射击的靶子,遭到妖魔化。此后他的学术道路也是风雨不断,腹背受敌。何新自己曾坦言,自己的前半生经历了—般知识分子所很难遭逢的各种风风雨雨。他打破了意识形态中一些人所制造的一些神话,例如“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神话、“民主自由”的神话,以及“疑古”、“骂古”、“反古”的神话等等,“搞得鼓吹这些东西的一些知识分子很没面子。他们恨死我了”。(哈哈!)

给关注何新的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如果你上Goode搜索何新的名字,威尼斯官方网站登录跳出来的一个标题就是《何新自杀大快人心》,作者就是海外一位著名的民运写手“任不寐”。据称,这个谣言标题居然多年被挂顶。何新就此曾自嘲说:“我想我如果明天猝死,会有一批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会很高兴。他们会说:这捣乱的该死的混蛋家伙总算死了!所以,我下决心还不能死,还要气气他们!”

何新饱受非议的另一原因,可能与他被认为是中国新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和知识界新左派的始作俑者有关。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派别的概念其实都是从西方借来的。1959年,美国学者威廉·威廉斯出版《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标志西方新左派的诞生。在中国知识界,所谓新左派是20世纪90年代初产生的学术派别,它实际上是从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分化而来。【编按:何新本人从不承认自己是什么“新左”。他说自己只是爱国主义者,爱民主义者,左右不分的忽左忽右主义者。是一个被左右派都不待见的蝙蝠。】

所谓新左派与老左派的区别,一般认为老左派主要是党内保守派,新左派则是青年知识分子;老左派用的是传统马列主义语言,新左派则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语言。著名学者徐友渔认为,自由左派的主要倾向实际比较接近于当代美国所谓的“自由派”。两者争论的焦点在于,新左派是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中心,更倾向于自由主义。

在中国现实政治中,不管是新左派还是自由主义,总体上都是在体制内缺乏话语权的边缘流派,但在中国社会发出的声音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中央高层对这些声音也是重视的。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所谓新左派行列中,何新无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观察家在比较和研究了中国近10年的理论文献后发现,若干年来,许多富有影响的学者提出了关于计划经济、国有制、民主政治、前30年成就及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等方面的崭新观点,大部分都是数年前甚至10年前何新著作中若干观点的翻版。

比如,《第三只眼看中国》书中所指出的“流民潮”几乎就是社会的一个火药桶……随时可能爆发为一场没有首领没有目标的死亡运动”(《第三只眼看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版)。而早在1988年,何新就曾在他的《中国政治的组织模式与流民问题》一文中指出,“失去产业及其他生活根基的人成为流民,这是历代中国社会最不安定、最具破坏性和爆发力的社会力量”,“流民这个在中国社会似乎最不算数的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却又是最算数的一种可怕政治力量”,“某些政策不仅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都以最快的速度,在最大的范围内,加速释放出这个力量,今天已成为中国社会犯罪的主要策源地”。(《当代中国文化备忘录》一文,1988年发表于多家报刊。收入何新著《危机与反思》,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3月版)

《第三只眼看中国》一书中还写道:“人民公社式保甲制度弊端多多,已经遭到个别民主国家的激烈批评。但是这种制度毕竟对近8亿中国农民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对于这样一个人群——规模巨大而松散,处于贫困、不平和急于发财的心态,教育不足的中国农民群体,一旦失去有效地管理,将是社会的巨大隐患。”而几年前何新也写道:“从经济的观点看,公社无疑是一种低效率的农业组织形式。但从政治稳定的观点看,确实是把农民固着于土地,限制农村游离、分化和发展出巨大流民力量的有效组织形式。’(同上,并见《危机与反思》,第178页)

知名三农专家温铁军在《百年中国,一波三折》一文中写道“新中国通过建设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短时间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初步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细致的‘社会化大生产’,于是,必然要求市场交换及其相应的制度改变,因此,这两个阶段都是经济规律使然。”(见《读书》杂志,2001年第3期第4页)
而早在1992年,何新在《论中国的新工业革命》一文中写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后,逐步向市场体制改革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见何新著《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何新所首先倡导的一些基本观念至当今已汇为思潮,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受到各方关注。学人知原这样评价何新:以学术影响社会而言,何新的作用是巨大的,他开创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从此打碎了中国知识界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20世纪末、21世纪初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的肇始者也是何新。就这方面而言,何新的作用是如今中国学者无人能比的。知原在《新思想将产生于学院还是民间?》一文中这样认为:如果未来的中国会产生新思想、新思想家,那么将主要产生于民间新左派。如果未来的中国从民间新左派中孕育分化出了新思想、新思想家,那么作为新左派的肇始者何新的作用和意义就显得更为重大了。

正是由于何新的启蒙所造成的当今中国知识界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分庭抗礼的局面,为这些新思想、新思想家的产生和被社会所接受铺平了道路。

是的,关于何新------你可以不赞同他,但是不能不重视他!

【编者按:有必要指出,何新最重要的代表性著作都已经结集出版,包括:

1、《新战略论》(三卷:政治、经济、国际战略),四川人民出版社

2、《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华龄出版社

3、《何新国学经典新考丛书》(17卷珍藏版),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

4、《何新:我的哲学思考:逻辑与方法》,时事出版社

5、《思考》(二卷:1/哲学,2/新国家主义经济观),时事出版社

6、论政治国家主义,时事出版社

7、历史学与国民意识,时事出版社

对何新生平及思想学术的研究和评述已经出版者也有多种:

1、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2、中国高层智囊(陕西师大出版社2001),

3、中国高层文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安徽省滁州市威尼斯官方网站登录版权所有 Copyright 2009 (c) 未经同意不得转载、复制或建立镜像
校址:安徽省滁州市琅琊路2号(北校区) 安徽省滁州市丰乐南路80号(南校区) 邮编:239000 邮箱:hxyjzx@126.com
备案序号:皖ICP备07012000号 技术支持:网狐科技
XML 地图 | Sitemap 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