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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的哲学与宗教观、方法与逻辑
作者: 何新研究中心 |   时间: 2012-01-11 |   浏览: 701

 


    何新研究哲学所基于的一个基本信念,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他从事所有学术研究所基于的一个基本信念。他多次强调指出:“一个民族,要想从历史上站立到世界前列,就必须首先从哲学上站立到当代世界的前列。这一点,是培根以来的英国历史、卢梭以来的法国历史、康德以来的德国历史所证明的。”他视他的《泛演化逻辑引论》著作为他“生平所有著作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何新各个阶段的治学各有侧重,但对哲学的研究和对逻辑与方法的研究和运用贯彻始终。他治学首先是从哲学(马克思、黑格尔)入手,然后旁及其他。他整个治学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哲学思维的高度和深度。

    何新的哲学与宗教观、方法与逻辑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他于2008年1月出版《我的哲学思考:方法与逻辑》中,这本书集中了他的主要哲学研究成果。在此之前他出版过《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泛演化逻辑引论》等书。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都被他收录在《我的哲学思考:方法与逻辑》中了。

    何新的《我的哲学和宗教观》是2001年出版的,我2002年购得此书,迄今已多次阅读,努力理解和消化。这本书就形式来说比较好读,它是以对话体的方式写的,其中的记者是一个虚拟人格,是多个、多次访谈的结果。正如何新所说,这些采访给了他刺激,激发了他的思考。而在系统记录后,他又作了“全面慎重的重新思索和修改。”但这种对话的形式并不影响其内容的深厚和思想的深刻。因为这是由何新深刻的思想和广博深厚的学术研究所达成的。历史上很多重要的著作也是这种对话体的,如《论语》、《理想国》。关于何新在哲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广泛知识积累,在本书中亦可以看到一个脉络。可以看出何新对哲学和宗教的思考是建立在对前人广泛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的。首先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作过深入的研究。他特别提到三本书塑造了他的人生观,这就是列宁的《哲学笔记》、黑格尔的《小逻辑》、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笔记》和《小逻辑》教他掌握了哲学方法,《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塑造了他的社会历史观念。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曾研读多次直至近年。这些都深深影响了他的哲学思考、他所掌握的逻辑与方法。黑格尔尤其是黑格尔的逻辑学对其影响很大。例如他的泛演化逻辑,他对宗教的论述,与黑格尔关于宗教的论述一比较,很多观点可以看出是一脉相承的。其提出的泛演化逻辑,实际上也就是对黑格尔逻辑学的一种阐释。其次是对古希腊哲学的深入研究,古希腊哲学是以后西方哲学发展的源头。例如黑格尔与柏拉图就是比较密切的、一脉相承的。何新在哲学研究中对柏拉图无疑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三是对法国启蒙思想的深入研究。四是对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七十年代末,他曾一度醉心于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语言释义学,结构主义,价值相对主义和多元论等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思潮。四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无疑帮助他贯通了中西方学术。例如他指出中国古代哲学的精髓是理性主义。道、逻各斯、理念等的同义性。等等,还有其他很多方面。正如他本人所说,他对东西方学术做了批判性的综合工作。

    这里顺便提一下,按照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的说法,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而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我们可以看到,大凡伟大的思想家,对轴心时代的文化都有着贯通的理解。

    总之,何新的研究所涉猎的领域和范围的广泛和深入都是惊人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通览的基础上加以贯通和综合,结合他自己的思考和领悟,形成他对哲学和宗教的一些重要观点。梳理起来,我觉得何新在哲学上所作出的贡献主要有:

    一、较早鲜明地、警示性地提出“当代的根本问题是在于意识形态” 。他在《关于意识形态、学术、科学、伪科学和真理》一文中对科学、学术、真理、意识形态等几个概念阐述的较好,把它们的区别与联系说得比较清楚,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他对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区别,意识形态的性质,涵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哲学的政治属性,以及正确把握和处理好思想的自由创新和意识形态政治属性之间的关系等,都作了极其充分的论述。

    在谈到科学时,何新指出:科学是一种认知的学术,探索未知的学术寻求真知的学术,客观的学术。例如万有引力定律不会因为研究者的理念不同、信仰不同、立场角度不同而改变。科学系统在立场上要求自身具有客观性,在理则上要求理论具有普遍性,在目标上要求服务于公众性。

    而学术不仅立场具有主观性,而且很少具有普遍性和公众性。科学是具有普适性的认知结论,已经成为公众的信念。学术则是私人性的。学术研究常是个人行为,因此学术发现往往是个人荣誉。科学观点不会因人而异,但学术观点则往往因人不同,并且经常会改变。科学观念的这种稳定性、普适性和公众性,是对于“科学”的迷信的由来。迷信源于信仰和信念,实际是源于人心的宗教属性。科学源于理性。但对于多数公众来说,科学并不是理性工具而是又一种迷信,盲信科学,以致盲从科学。科学迷信与宗教迷信的区别只是偶像的不同,宗教的偶像是神,科学迷信的偶像是科学。真理是一层层的,正如宇宙本身的构造,在最内层的深处和最外层的远处,真理都是无限而不可穷尽的。有限者并非真理。什么叫真理?真相(基于客观观察),真实(综合实体),真理(系统化理论),都是认知概念;由感性到理性。

    但是这些所谓“真理”,仍然都是人的作品。人类所知只是现象。人类对宇宙真正的本质(另一种翻译即“本体”或“自在者”),一无所知而且必然一无所知--这是康德哲学的伟大发现,也是近代欧洲经验主义中最可取的观点。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我们不能如同事物是自在的那样来认识它们,而是按照它们根据我们认识器官的状况映现给我们的那样来认识它们。康德的这一思想,早在柏拉图的洞穴学说中就有表述。不过康德进一步规定了人先验地具有认识现象世界的那些形式。如时间、空间和因果性等范畴。康德的这个思想很值得体会和玩味,它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有限性,科学的有限性,从而为信仰留下了地盘,它也使我们慎言真理,不轻易下结论,启发我们多角度地思考问题,力求考虑问题的方方面面。但是到了黑格尔那里,思考似乎更深了一步,他认为,你如认识到了有限,实际上你也就认识到了有限之外,这也就是无限。有限、无限实际上是不可分的。

    我们所知道和谈论的所谓事物的“本质”,根据都是来自我们所观察的事物现象,我们所自以为的事物“本质”,由于彼此看法不同难免会有纠缠不清的争论。而且,那绝对不是宇宙自身自在的、真正的本质。

    科学只是人类寻求对于宇宙和人生进行认知的工具理论。所谓工具理论,其实是一个实用主义或实效主义的概念。工具理论是主体探索未知对象的解释和认知工具,但不意味着工具本身是必然真理。

    一种理论,只要言之成理(非自相矛盾),持之有故(有某些事实和理论的依据),就足以成一家之言,构成一种学术。

    如果一种学术的理论能够解释一些现象和事实,就可以作为一个工具理论。覆盖的事实越广阔,则工具性能越强。科学只是人类寻求对于宇宙和人生进行认知的工具理论。

    所谓工具理论,其实是一个实用主义或实效主义的概念。工具理论是主体探索未知对象的解释和认知工具,但不意味着工具本身是必然真理。由此,真理具有相对性。

    何新继而分析和指出了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何新说:意识形态是一个解释和言说的体系,是整合(组织)和动员社会的宣传体系。它是一种公众意识、集体认知和公众信仰,是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最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凝聚力量,是照亮一个社会集体信仰的灯塔,是指引一个社会集体前进的方向。因此,意识形态至关重要。没有公共意识形态的社会必定崩溃。

    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一种体会,如果没有一个信仰,思想上没有一个确定性,或者什么事情没有搞明白,你就会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信仰、意识形态就是管这个事的。尼采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一个哲学潮流的变革者。他提出“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但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没有导向价值的人是悲惨的,尼采疯了。上帝死了,尼采疯了,这其间并不是没有逻辑关系的。

    在90年代初,何新分析了1989年动乱后,国家政治方向面临两种不同的选择:

    一种选择,是回到闭关锁国,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社会上重新壁垒森严,自我封闭,甚至采取人盯人,人整人,令人人自危不敢讲话的“革命大批判”路线。--此路线实质就是“文革”路线。这条路线是是一条行不通的路线,走不远的路线,与历史潮流相悖逆的路线,但这却正是当时西方认为我国必然会选择,并且幸灾乐祸地期望我国作此选择的路线。

    另一种选择,就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小平同志引导设计下所选择的现实主义、务实精神的路线。这就是一手坚持社会主义,一手坚持改革开放(实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正是靠这条明智的路线,才使我国迅速走出1989~1990年面临的险峻形势,走上使国家民族重新获得复兴昌盛希望,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有可能获得最终成功的光明坦途。

    何新在当时就已提出的对意识形态的一些分析和建议,今天看来是多么地具有先见之明。有些已成为党和国家的政策实践。以下是他当时的一些分析和建议:

    一些意识形态一贯僵化呆滞者,无视时代国情变化而抛出的。这类文章思想语言陈旧,文风机械,动辄以政治口号和帽子压人,不讲理。但正因为如此,虽然其势汹汹,但从来争取不了多少读者,其政治思想的影响力在社会上并不大。

    窃以为反“左”,一不能搞斗争,二不能搞意识形态上另一种形式的大批判。小平同志讲“我的发明是不争论”,英明之极。反左,一要靠事实,二要靠真理,三要靠政治意识形态自身的改革。“左”的根源在意识形态。我认为我国现有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其内容和形式上看,都确有与新时期相脱节,不能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路线相适应的问题,因此需要进行改革。

    但进行政治意识形态改革,不能搞所谓非意识形态化。无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的任何国家,都需要有一种适应其政治需要,并为其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服务的政治意识形态。无此,则国家制度即丧失其法理性的统治根据,丧失对其合法性的论证,必然会导致国家政治制度的颠覆。所以毛泽东说,任何革命都先要搞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也有硬软两面:硬的一面是政治理论体系,软的一面是文艺体系。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硬的一面在其宪法及政治理论中,软的一面在好莱坞。

    我们留心一下就可以注意到,美国的这两面、这两手是无处不在的。一面是直截了当地宣传和兜售其价值观,所谓“自由”、“平等”、“民主”,一面是美国大片,格莱美音乐奖等。
 
    我们现在也逐渐地学会在新形势下运用这两手了,这是一个进步。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只搞说教式的宣传也不行,必须注意潜移默化,喜闻乐见。所以我们还要有文化上软的一面,我们搞了文化建设上的“五个一”工程。全国各地大唱红歌,这也是意识形态建设中软的一面。2007年夏季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上海举办,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2010年在上海举办了世博会,给世界展示了一个和谐的中国,这些都有着重大的意义。一个国家的强大和走向世界,必然是综合性的,包括它的软实力。

    何新认为,我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建国时期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苏联30年代所构建的意识形态体系(如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这个体系,具有机械唯物理论和僵化的特征(缺乏弹性和吸纳性),已不适应新时期我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需要。实际早在50-60年代,这一体系就曾被毛泽东强烈地批评过。毛泽东尖锐批判过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机械唯物理论和官僚主义,批评过苏式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传统连续性的影响,来自苏联30年代官方意识形态的一套教条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体系,以计划经济为模式的旧式社会主义理论,在我国政治意识形态中(特别是作为大学、学院、学校的正式教学理论体系),一直以某种变体的形态沿袭下来。

    这一体系,一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二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第三尤其不是邓小平以实践为真理标准的政治思想体系。它是不断产生“左”的政治思想的根源之一。

    何新认为,要保证小平同志所说的坚持改革开放路线100年不变,现在已有必要提出政治意识形态的改革(非自由化意义上的改革)问题。

    但政治意识形态的改革,仅是一个很复杂而需要非常慎重地处之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运动,不能搞风潮,尤不能大轰大嗡(中国现代知识界的一个特点,是有人总爱搞大轰大嗡,产生所谓“轰动效应”)。

    何新说他个人对此问题作过思考,窃以为需要改革的关键问题是否集中在以下的几方面上:

    1、一方面应看到,政治意识形态对于一个国家体系,对于维系一个社会的稳定和政治凝聚力,是不可缺少的(因此绝不能搞非意识形态化。小平同志强调要搞“四个坚持”,其中第一个坚持就是讲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政治意识形态又不能被用作束缚政策(包括实验性政策)、用作束缚国民经济发展的工具。

    政治意识形态应当与经济工作相分离。自然,经济问题、经济政策、经济理论中也有大是大非以及好坏成败的问题。但对此应当从实践,从经济理论自身的角度去检验论证,而不是根据现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去检验论证(60年代初,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工业改革的试验。但由于当时盛行“左”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导致了“文革”时的大批判运动,严重束缚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这一历史教训不能再重演)。

    同时,也不宜搞强化政治意识形态的运动,不应当使政治意识形态渗透扩大到一切实际生活领域中去。

    2、政治意识形态的主题,亦应当有所变化。最重要的一点是,在现阶段,即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意识形态虽仍可宣传共产主义的远景理想以引导社会的高尚情操,但是由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仍保留着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某些因素(包括的确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即私有制法权的因素)。考虑到这种现实情况,并且考虑一在这个阶段的社会现实中,国家仍需要利用以及借助这些非社会主义因素,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因此意识形态中不宜过于激进地、极端化地对共产主义作不切实际的宣传。

    3、特别要正视和注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有阶级(包括“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存在这一社会现实。一方面,对这一现实在意识形态上不必加以掩饰或否认(因为它是事实。不会因否认而不存在)。但因此也不宜在意识形态上强化宣传阶级斗争和阶级对立的问题。明智的宣传,是高举爱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鼓励多阶级(包括海外华侨资产阶级)之间的团结、合作,共同振兴建设国家。

    4、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上,应当扬弃机械唯物论的方法论,扬弃阶级斗争决定历史的斗争哲学,抛弃“左”的不断革命论。应当深刻研究邓小平所倡导的新实践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建设有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特别应当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应当着重向全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人员灌输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崇高精神本体的爱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注意!以上这些是何新早在90年代初就提出的。

    在他写于1999-2000年的《哲学札记:关于意识形态、学术、科学和真理》中,他明确提出了要“创造有利于民族振兴的新意识形态”的任务。而从以后国家上层建筑和文化建设方面发展的进程看,何新的这些认识和建议,显然成为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重要基础来源之一。近些年来,意识形态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理论指导、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一系列方面都有了新概括。我们看到,一个有利于民族振兴的新意识形态正在形成和完善中。

    二、在总结自然科学新发展的基础上,对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新观念,对传统的哲学观点进行了突破。何新认为新物理学突破了旧哲学,这涉及到对原有的一系列哲学概念和范畴,都需要重新探讨。如认为“信息”和“能量”的概念,是超越物质和精神之外的第三类本体范畴。认为旧唯物主义所坚持的绝对物质观,绝对时空观,都是牛顿时代的旧观念。何新依据现代物理学和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新的研究成果,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作了重新评价。认为列宁以辩证法消解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绝对界限,并且不再以唯物论/唯心论的对立作为哲学党性的标志。认为唯心主义有其认识论的根源,唯心主义应译为理性主义为妥。认为宇宙的本体存在,是理性的存在,这种理性,就是体现在自然现象之后的秩序,法则,组织。这种理性不是被人的思维所主观设定的,相反,人类思维乃是以符号系统模拟和把握着宇宙中存在的本体逻辑组织。这些观点,成为何新提出并系统阐述的泛演化逻辑的基础。这些涉及到如何理解黑格尔的哲学,过去我们一直把黑格尔当作唯心主义者,这需要重新理解。根据列宁的《哲学笔记》和何新的阐释(可参见何新《论逻辑思维的本体论基础》一文),根据黑格尔的自己的著作,尤其是《小逻辑》,应当有以下一些认识:黑格尔的理论,其逻辑体系的一个前提或理论预设是:自然、宇宙是一个有理性的发展过程,即宇宙的演进是一个理性进程。自然秩序就是客观理性。自然理性是绝对理性,人的理性不过是模拟自然理性而已。因此,在黑格尔那里,有很多概念,如思想、思维、概念、理念等,和我们通常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他那里,这些概念并不仅仅是主观的,还有其客观的性质,本体的性质。它们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主观的、唯心的、认识的概念,而是客观的,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是客观事物的本质。比如说你在观察一个人,或一所房子,试想一想,如果把人或房子的一些本质的属性、共性的属性、类的属性都抽掉,你还能看到什么?在黑格尔那里,概念的运动、理念的运动、思想的演化,实际上是事物本身、宇宙本身、世界本身的内在本质的运动和演进。“思维,指概念思维,我将其定义为,利用语言符号在人脑中进行信息处理的一种意识活动。但是,广义的思维就是宇宙自身的存在与变化、演进过程。”(引自何新《我的哲学思考:方法与逻辑》P5页注1)黑格尔在《小逻辑》中也明确表达过思辨逻辑不同于知性逻辑,在思辨逻辑中,不能够把概念仅只看成我们主观思维中的。(见《小逻辑》p328)因此,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说,黑格尔有最少的唯心主义,最多的唯物主义。如果要说黑格尔这是唯心主义,那么这种唯心主义则更能把握客观世界的本质。可见,我们过去所认为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值得重新进行辨析。

    何新认为他把信息作为一个本体范畴,是一个有原创性的新观点。这种对理性主义的肯定,在哲学意义上会导致一个强大的冲击,即突破传统的绝对的唯物观。根据何新的这些论述,我翻阅和浏览了一下列宁的《哲学笔记》,列宁的《哲学笔记》写于1895-1916年(但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1914年、1915年写的)。可以看出,这个时间跨度还是比较大的,前后达20多年的时间,正值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期间自然科学发生了巨大革命性变革。这期间,物理学上有三大发现:x射线、放射性、电子,这期间还产生了相对论和量子理论,这些都有着巨大的哲学意味。如相对论、波粒二相性、物质与能量的互相转换等物理现象启发了新的物质观,新的时空观和新的变化观,。列宁追踪和注意了这些自然科学的新变化,并作了哲学的新概括。列宁的另一部重要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早于这部著作,一般认为那部著作的重点是批判唯心主义,阐发辨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而这部著作的重点则阐发包括认识论在内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这部著作虽然主要以笔记形式,但认识有了新发展。在这部著作中,列宁以大量的篇幅摘录和点评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又称大逻辑)和《小逻辑》。在这里,列宁特别强调了辩证法、逻辑、认识论同一的思想、三位一体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很值得我们体会的。列宁写到:“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可见,在这里,列宁没有把黑格尔当作唯心主义。列宁还说“在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何新指出黑格尔的逻辑理性主义的深刻思想,很多人并没有理解和体悟。而马克思、列宁是理解和体悟了的。何新的体悟,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列宁《哲学笔记》的影响。何新自己谈到这两本书教他掌握了哲学方法。显然,何新对这两本书是相互参看的。
    何新还引证毛泽东晚期哲学也不主张绝对的唯物主义,而认为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只存在于相对之中,永恒只存在于暂时之中。而这些,实际上已为现代物理学所证明。现代物理学“已日益远离那种基于绝对物质观的实物微粒论。现代物理学所认识的物质物理结构,物质的本质乃是光量子,而光本身就是变动不居,虚无缥缈的能量信息之流。”“人生,宇宙,物质的虚幻性,正是建立在光量子缥缈无常的虚幻性上的。”这里所说的虚幻性也就是变化性。1923年,德布罗意产生了把爱因斯坦的光的波粒二象性推广到描述其他微观粒子上去的想法。他提出问题:整个世纪以来,在光学上,比起波动的研究来,忽视了光的粒子图像,在对实物粒子的研究上,是否发生了相反的错误呢?是不是我们把关于粒子的图像想得太多了,而过分忽视了波的图像?后来的很多实验都证实,不仅电子,而且质子、原子、分子都具有波动性,波粒二象性是所有微观客体的最本质特征。

    能够看出何新在其著作中援引列宁和毛泽东的一些观点,是想把唯物论和唯心论(唯理论)统一起来,认识和解释这个世界,改造世界,指导实践,指导人生。如将能量、信息作为哲学本体论的范畴,试图协调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这些再加上他的泛演化逻辑,他实际上是想重新构建一个新的哲学体系。无论如何,何新提出的这些观点,都是值得当代哲学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当代哲学一定要研究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一百多年里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作出哲学的新概括。这一百多年来,X射线、放射性、发现电子、相对论、量子论、大陆漂移理论、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哈勃发现宇宙膨胀、宇宙大爆炸理论的提出及部分得到证明、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生态学和心理学等的新进展、亚原子结构的夸克理论、1975年发现臭氧层空洞、1988年确定全球变暖、人类基因组计划取得成效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新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概括。需要我们与时俱进,突破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绝对对立的观念。例如基因理论。基因是什么呢?也可以说是物质,因为按照列宁给出的广义的物质概念,它客观存在着,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但显然,它又不 同于一般的物质,它是一种信息,是一种排列组合的方式,它具有自展开、自发展、自表达、自表现的内在必然性。例如人的基因、生物的基因。在国外的一些教科书中,一般也是将物质、能量、信息等区别开来的。例如:"To understand living organisms, you need to understand what things are made of and how they are organized. Like all objects, living things are made of matter is anything that takes up space. put another way ,matter is the "stuff" that makes up 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 What is not matter? light, radiant heat, and ideas are not matter.”(引自merrill 《biology: the dynamics of life 》P18)

    三、探索了新逻辑--即以历史概念类集为主要内容的辨证逻辑。在另一本专著《泛演化逻辑引论》中,何新将这种逻辑称之为泛演化逻辑。“泛演化逻辑与传统逻辑的根本不同点在于,它是一种涉及本体演化程序及规则的客观逻辑,而不是一种主观的人类语言逻辑。”这种新逻辑主要来源于黑格尔,如黑格尔《小逻辑》中提到的思辨逻辑和知性逻辑这两个概念。(参见《小逻辑》P328页),何新说的这个新逻辑,即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认为思维与存在在本质上的同一性(也就是列宁所强调的辩证法、逻辑、认识论是一回事),认为理性乃是宇宙的本体所固有的。人类并非生活在固定的物质中,而是生活在流态的宇宙中。宇宙是一个存在之流,绝对现实只在理念和理性的意义中存在。这是一种关于存在本体自身的演化进程的陈述逻辑。是一种从发生和流变的状态中,观察和陈述存在形态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中,存在的连续性表现为流动,多元和融合的大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也可以称作多元的统一性,因此对一个处在变异中的主体,它是可以兼容矛盾的概念和陈述(命题)的。它包含了本体论的悖论。如黑格尔所深刻指出的,“一切事物本身都自在地是矛盾的。”因为一切事物都是有限之物。当你用概念来表达一个事物时,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矛盾了。两者不可能完全同一。

    处在时空区内的一切存在物,随着每一时间瞬间的消逝,而改变着自己的形态,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状态的存在物,在每一个瞬间之后,都呈现新的状态,而旧的状态随时间的消逝不复存在。要把握(认识)这种连续的变化过程,就需要一种动态的新逻辑观。例如关于运动的表述:“运动意味着,在任何一个无限小瞬间,物体并非确定地停留在某一点上,它到达这一位置的同时(在同一瞬间),必然也在离开这个位置,这就是运动。因此运动就是在每一瞬间,处在同时非处在同一个点位上。这种陈述,就是一个悖论。但只有接受它,才能表述实在的运动。”

    生物学的分类概念系统反映生物进化的实在过程。这种概念体系具有实体性的基础,这种分类是大自然本身的。这样一类概念体系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任何一个具有历史演化联系的,自我形成的概念系统,都具有这种性质。例如:基本粒子--化学元素--无机化合物--有机化合物--生物,又例如:原生物--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生物--脊椎动物--人类,再例如:种子--芽--花--果,atom--molecule---organelle--cell--tissue--organ--organsystem--organism等等,可以举出很多。都可以看作一个历史概念集合。每一个后位概念,都在自身的内容中综合着自身的前位概念。个体的历史,迅速地再现系统史。人类基因组,就包容了所有生物的基因组的基本部分。这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自组织、自演化的过程。何新将这一类概念系统称之为“历史概念类集”。钱学森在致何新的信中曾将其称之为“何新树”。这种历史概念类集体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在这里,“人类进行信息/符号演算的逻辑结构和规律,恰恰就是客体自身存在、运动的普遍的逻辑结构和规律。”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就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其著作中商品--货币--资本--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等概念展开的逻辑顺序,实际上正是现实社会经济运动的历史过程。

    理解何新的方法与逻辑同时也是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关键在于理解这种思辨逻辑本身的客观性和本体性。何新认为一直到近现代西方哲学界并未能真正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同上,P70,P88)而且可以看出,何新也不同意主流思潮中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何新明确认为,黑格尔的“逻辑理性主义更见深刻”。(同上,P79) “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仅是思维逻辑,而且包括了关于存在本体自身的演化进程的陈述逻辑。”(同上,P80) 如前所述,黑格尔的逻辑体系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或理论预设是:自然、宇宙是一个有理性的发展过程,即宇宙的演进是一个理性进程。自然秩序就是客观理性。(可详细参见黑格尔《小逻辑》21节、24节)“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黑格尔《小逻辑》P80)理解黑格尔的这个理论预设,是理解黑格尔逻辑学的关键。也是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区别于其他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学的关键。也是理解辩证法、逻辑、认识论这三者是一回事的关键。自然理性是绝对理性,人的理性不过是模拟自然理性而已。反映在法学上有自然法,反映在自然科学上有自然神论。在黑格尔那里,“概念”、“抽象”、“思维”等都还同时具有客观性、本体性的涵义。概念是事物本来就具有的,抽象是大自然本身作出的,思维是宇宙本身的进程。“变异的过程就是在做客观性的抽象。”任一事物“存在本身的动态过程,不断地演变出同一性存在体的不同形态,这个过程,可以看作一种自我分类,自我差异化,即进行自我抽象的进程。”(何新《我的哲学思考:方法与逻辑》,P81)“分类是大自然作出的。”(同上,P82)“概念具有实体性基础”(同上,P83),“认识的目的,就是认识存在中的概念。”(同上,P270)“在人的一切直观中都有思维”。“自然界是一个没有意识的思想体系”(黑格尔《小逻辑》P80)“思维,指概念思维,我将其定义为,利用语言符号在人脑中进行信息处理的一种意识活动。但是,广义的思维就是宇宙自身的存在与变化、演进过程。”(引自何新《我的哲学思考:方法与逻辑》P5页注1)“黑格尔对于逻辑学的最大贡献,是他揭示了思维逻辑形式、结构的普遍性--不仅属于主体,而且属于客体。”(同上,P188)何新指出黑格尔的这些深刻思想,很多人并没有理解和体悟。何新的体悟,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列宁《哲学笔记》的启发和影响。何新吸纳了列宁对黑格尔的洞悉和理解,而对黑格尔的这种洞悉和理解又进一步启发和顿悟了何新。

    分析何新的方法与逻辑的渊源,主要和直接地来源于黑格尔,以及对列宁、马克思的研究。何新说,“这就是我的方法,它导源于黑格尔与马克思。”(《泛演化逻辑引论》)何新明确表示,三本书塑造了他的世界观。这三本书即黑格尔的《小逻辑》、列宁的《哲学笔记》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他说前两本书教他掌握了哲学方法,后一本书则塑造了他的社会历史观念。何新还提到,对这三本书,他曾苦读了许多年。(何新《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P110-111)很显然,何新对这三本书是相互参看,加以贯通的理解的。可以认为,何新吸收了列宁的《哲学笔记》中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洞悉和理解。吸收了列宁关于逻辑、辩证法、认识论三者是一回事的思想。从而把黑格尔逻辑理解为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的统一体。并专门撰写了《论黑格尔逻辑学的三重涵义》的文章。(何新《我的哲学思考:方法与逻辑》P189) 而为了进一步理解和把握黑格尔思想的深邃广大,何新又深入回溯了黑格尔哲学的历史渊源,尤其是欧洲近代哲学的历史演进,并于1979至1981年写出了"论黑格尔哲学的历史渊源"的系列札记。(同上,P176-182)何新指出:“要理解黑格尔逻辑学的伟大意义,就有必要对欧洲近代史上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史作一下回顾。”(《泛演化逻辑引论》)“黑格尔所创立的这种新逻辑类型--一种动态的逻辑,即关于时间与历史的形式语言、周期结构,历史演化进程中的有机逻辑。......不是这位思想家一时心血来潮的偶然作品。它不仅是康德以来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且是培根以来西欧近代哲学发展的结晶。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精神作品。”(《我的哲学思考:方法与逻辑》P176页) 何新系统回溯和分析了欧洲近代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两大源流的演化历程,即以培根为发端的实验主义哲学和以笛卡尔为发端的理性主义哲学,而到了康德则试图协调和综合这两大源流。“康德系统总结了培根以来的认识论和逻辑研究(包括唯理论和经验论)”(同上,P338) 黑格尔则又是继康德之后的一个集大成者。何新通过回溯和分析指出:“就逻辑理论看,黑格尔是先行地发展了一种独特的辩证逻辑方法;那么就本体论看,黑格尔继承和发展了斯宾诺莎的实体论;而就认识论看,黑格尔则受到了康德哲学的深刻影响。”(同上P182)由这些可以看出,何新对黑格尔的哲学用力之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以黑格尔的哲学为中心来展开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对西方近代哲学的研究的。这也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过的一种研究方法,即你深入地研究过一种成熟形态和综合形态后,你就较能理解和把握其他各种形态了。由此也可以认为,何新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黑格尔而至其他,又由其他再至黑格尔的反复过程。何新还进而上溯至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黑格尔的哲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具有两个重要源头。一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哲学,二是康德哲学。在希腊三杰中,尤以柏拉图对黑格尔影响为深巨。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论,深刻地继承着柏拉图的“意缔”学说。”(同上,P365)

    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方法的掌握和娴熟运用显然也深刻影响了何新的逻辑与方法的形成。(同上,P209)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写作,就具体运用了辨证逻辑的方法,其具体展开,就充分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马克思强调社会的变化与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其商品、货币、资本、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等概念的展开,如果用何新的历史概念类集理论来加以阐释,也就是一个历史概念类集的系列。

    何新的方法与逻辑在其学术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重要地位。这也类似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在其整个学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何新的回忆和著述看,他早在七十年代就深入地研究了哲学。列宁的《哲学笔记》是他七十年代就读到的哲学的启蒙书。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写了几篇哲学研究文章,表明从那时起,他已完全掌握了这一新逻辑工具。何新多次谈到,对这种新方法,新逻辑工具的掌握,令他毕生受益无穷。他之所以能够经常具有前瞻性地预测一系列历史性事件,正是受益于他所掌握和运用的这种新逻辑工具。这是一种推演未来和进行理性预测的有效工具。(同上,P75)他说:"我洞察未来主要是根据理性主义的方法,根据历史预察未来,从现象中寻绎对象演化的内在必然逻辑。"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到,在何新所作的当代政治经济、国际战略关系等演变分析和预测中,都无不贯穿着这种方法,闪烁着理性的光辉。

    可以说何新在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范围广泛的所有研究中都贯穿了这一方法。哲学的本性要求哲学从一切具体科学中吸取养分,归纳共性,另一方面,哲学又力求用自身的普遍性、必然性去贯通一切科学门类和经验科学,贯通一切现实现象。黑格尔的学术和何新的学术之所以浩瀚汪洋、包容广大并能够在几乎他们所涉猎的所有领域闪耀洞见都与此有关。正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这种更为深刻的逻辑理性主义,才使他们研究事物、观察问题具有真知灼见。

    何新网站上收录了一篇署名朴石的文章《朴石--我心中的何新》,其中也谈到了他对何新方法的理解。我觉得谈的比较好,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何新的方法。引录几段如下:“何新名声大是在政经上,但其劲力的源怕要在哲学和训诂上找。哲学上其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在《思考》(一)与《泛演化逻辑引论》中有详细阐述。按照自己的理解,就是凡存在的必然有历史,有开端,找这个“源”,之后“流”的过程就是在继承中不断“否定”中进行的,人的思维起点就是“概念”,概念的发展变化依靠的是逻辑和辨证,逻辑保证概念成为概念的自身存在,辨证来使“概念”以“否定”来发展变化,这一逻辑和事物存在变化是一致的,查事物发展的历史,找到事物产生的最初起源其实也就是概念逻辑发展的开端,掌握了概念“真”的演变过程就可以认识事物的“真”的演变过程了。马克思采用了一种方式,就是用社会中发生事情的必然去验证其“概念”的辩证发展,这就把思想上的“辩证”和事物发展变化内在的“辩证”结合一起了。”

   “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就会认为有一种必然的结论在里面,它叫命、运或者宿命。在马克思那里,它以‘规律'‘真理'等概念出现。”

   “先生治学,必由其源头查起,训诂就是先生治史的手段,最早的发力点就在远古的起源文献,山海经,易经,诗经等等等等,先生不遗余力查民族文化的源头的过程,他寻找这个民族从哪里来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为千年传统文化‘继绝学’的过程,同时这也是一个寻找这个民族到哪里去的过程,先生是最早理论上阐述东方复兴这一理想的人,先生的方法是求‘融通’求‘变化’的方法,”

   “何新挺复杂同时也挺单纯的,挺复杂是他学术涉猎颇广,人称其为‘杂’家,其实不如称其为‘通’家贴切,原因是内核还是‘一以贯之’,这个内核就是他的哲学和逻辑,其他领域都是这个核的拓展延伸,......何新自称从不拜师,只访友。可见这家伙对自己这套方法自信的程度了,事实上也的确让他玩出花来了,谁让人家‘一’通而‘百’通了呢?”(以上几段引自何新网站署名朴石的文章)

    四、关于如何认识宗教的观点和论述

    宗教就是一种极为强有力的社会意识形态。

    宗教的需要来自人性和心灵的最深处。茫茫宇宙,不测的命运和人生,使得人类的理性科学技术显得无比渺小。宗教信仰不仅提供了使人类灵魂与他界直接沟通的通道,也提供了在现世面对一切变局而始终可以依靠的精神支柱和最终皈依的归宿。

    宗教的强大力量在于它的排它性。宗教体系是自给自足的,它不依赖任何科学或学术。它是超验和绝对的,宗教是人类意识中唯一自我宣示的“绝对真理”。

    综合起来,宗教的存在及其持久影响力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人类总要进行一些终极的追问,终极的思考,终极的追求,必有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就要去寻找宗教,如牛顿之寻求第一推动力。康德的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被认为是为科学和信仰划分了界限,论证了科学的有限性,而为信仰留下了地盘。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试图用纯力学来解释天体运行,被称为是一个“把上帝请出宇宙的人”。但他在临终前亦不无感慨地说:“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很少;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很多。”今天,正如有人所说,“勇猛前进的科学,使得神的遍在性被推到亚原子以下的某处,或到了放眼能及的最远银河系以外的地方”(引自爱德华•威尔逊著:《人类的本性》)。但那“某处”和“以外的地方”毕竟仍有我们的智力和科学所不能及的地方。有意思的是中国《周易》的最终一卦就是“未济”,“物不可穷也。”事物是不可穷尽的,人的认识也是不可穷尽的。因此,“非人格的上帝,有助于概括一切不能解释或不能进一步合理化的事物。”(引自《彩图世界科技史下卷》)关于哲学、宗教与科学三者之间的关系,何新曾这样写到:“科学是特殊性的专科性知识,即康德所谓智性,哲学是综合的整体性认识,即黑格尔所谓理性。而宗教及艺术则超越感性与智性、智性与理性的鸿沟,沟通着已知与未知的世界,关系于人类对于至真、至善、至美的终极形态的信仰。”(引自何新《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p277页)

    其二,现实中人类所面临的一些难以解决或解决不了的重大问题,如老,病,死的问题,生存和生活的艰难,不测的命运,自然界的巨大变化,山崩地裂,台风海啸,人们感到脆弱、渺小和无助,也会到宗教中去寻求精神寄托。帕斯卡尔说,人是会思的苇草。威尔•杜兰说,“神最初是由恐惧而产生--人惧怕隐藏在大地、海洋、河川、树木、风与天空之中看不见的力量。宗教乃是人们借由供献、牺牲、誓咒和祈祷而与这些看不见的力量作和解的膜拜。”他又说,“因为人生而不平等,所以注定我们有很多人要受穷困挫折,某些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希望对失意人而言,可能是唯一的慰藉”。

    其三,对死亡之后的追问,对逝去的亲人的刻骨铭心的思念,亦会使人产生一种与他界沟通的愿望。总之,尘世中解决不了的问题,人们就会到天国中去寻找。只要有人类存在,这些问题就是千秋万世的,宗教也就会始终存在。因而也有人说,宗教是历史上最大的乌托邦,是最大的“形而上学”。

    看来,无论如何,有信仰比没有信仰要好些,有信仰有利于改善人类的生存境况。“宗教以对于永恒者和绝对者的信仰,以及以对至善和永恒的信念和追求而解救和超度人生。”(何新)信仰是无需证明的。信仰是一种最崇高、最神圣的情怀。人类具有追求超越、追求无限的本能。而宗教能够帮助人类实现这一目标。

    那么宗教和国家的关系应当如何呢?应当说国家利益高于宗教。我看美国总统演讲的最后一句,大都是“上帝保佑美国”。可见宗教是可以用来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宗教必须接受国家的管理,国家是世俗社会的唯一权威。我读历史,看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为政,对此都是毫不含糊的。作为统治者,拿破仑知道他的任务是保证人民中间所有的信教者都享有信仰那种以他们所喜欢的形式选中的宗教的权利。但他严格地限制他们领域的界限。信教是自由的,如果它只限于本身的领域,而不以任何借口进入世俗的领域。“只有国家才是世俗社会的唯一权威。国家本身就是神圣的。不论你信仰任何宗教,你都是国家公民的普通一员,你必须服从法律和宪法。国家应该倡导宗教的理性化,宗教与科学和哲学可以互相兼容而不是敌视。国家应该对合法的宗教给予尊重的地位。尊重信仰自由。宗教与国家的协调与和谐,这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引自何新著《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P251页)。何新的这段话,可以说较好地概括了国家和宗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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