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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论何新学术
作者: 何新研究中心 |   时间: 2012-01-12 |   浏览: 260

 


    何新出生于1949年12月23日。用一句老话说,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文革中他开始反思。七十年代他读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曾给他以启迪,相对应的则是“东方的复兴”。以后他始终追思这一主题,应当说迄今未渝。“东方的复兴”亦即中华的复兴,构成了贯穿何新人生和学术追求的一个最基本、最伟大的理念。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他的座右铭之一。为此,他说他为了国家根本利益,在一些关系经济方针之重大问题上,多次以孤介之言逆乎多数而反潮流。今年七月何新写了个六十自述,一改再改,内容不断充实。原标题为“我看未来淡如清水”,最后定稿时标题改为“我对中国未来前途的再思考”。似少了些恬淡和冲融,多了些苍凉和悲壮。可见何新于世事毕竟不能忘怀。关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始终是何新学术的主线。最近看何新博文,亦多以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为主。儒也罢,道也罢,佛也罢;入世也罢,出世也罢,无论如何,忧国忧民,乃是何新的宿命。何新看未来,又如何一个“淡”字了得!

    何新的读书,可谓无书不读,会通古今中外,是一个杂家、玩家和通家。观其治学的大体路径:可认为是先哲学尔后旁及其他。尤其是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的哲学对其影响尤深。他多次谈到,黑格尔的《小逻辑》、列宁的《哲学笔记》和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三本书确立了他的世界观。其中两本书是马、恩、列。七十年代有一年多,他在北京住防空洞(这个防空洞据说在北京的陶然亭公园内),每天到北京图书馆,就已遍读马恩列全集和其他西方哲学著作。这些使他获得了他所一贯强调的“方法与逻辑”,这在七十年代末已经完成。他的一些哲学著作即以此命名(何新著《我的哲学思考:方法与逻辑》)。这使他所向披靡,所思所论,因而充满了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转而他大体向三路进军:一路为国学的踏勘和新考,可谓凿破混沌,常发千古之覆。他曾回忆八十年代初在社科院作黎澍助手时,因为他的狂傲,黎澍动怒而呵问他:“你狂,有什么本钱呢?你通读过二十四史吗?你通读过十三经吗?经、史、子、集四部,你究竟读了多少?”这使他如醍醐灌顶。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读通经史,深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路为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战略的经世致用之学一路为文化、文艺、美学等广大方面。就大的方面来说,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用有的论者的话来说,是要为中华民族在当代发展谋求全方位的话语权。

    何新在六十自述中特别提到他学术中最重要的两大方面:一是经世致用之学,就是讨论经济的,政治的,涉及国计民生的,以及关乎国际形势和全球战略问题的。他试图给国家建言提供的是一套以中华民族和中国国家利益为本位和至上,试图摆脱左右意识形态之争的强国利民之术。何新的这一套,管用。这方面的很多重要思想和内容,何新多阐发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距今已有二十年了,今日重读,依然没有过时,依然充满了洞见。有些结论已是铁证如山,有些观点将继续指向未来。二是对国学经典的重新考证、打通和阐释。他下了近二十年的功夫,凝存为一套十六本的《何新国学经典新考》,旨在“兼融古今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这是当代国学研究的新丰碑!写这套书,可对应于他的又一座右铭,即“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苏轼语)他说:这是“老何的《太史公书》”。

    何新少年时受到基本的学养教育,他比一般的孩子似更具叛逆精神,更喜独立思考。青年时迅速彻悟了西方古希腊三杰和近代康德、黑格尔等的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逻辑理性主义对其影响巨大。他的早期哲学论文亦主要围绕于此。他提出的泛演化逻辑、历史概念类集,从本质上来说,仍属于对黑格尔逻辑学的一种阐释。在致何兆武先生信中,他曾说到他是后康德黑格尔主义。其艰苦、殊异的人生经历又使其敏感和洞察人性。何新在其六十自述中谈到:“计算起来,我平生五历生死边缘,两次死里回生。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间生生死死,爱恨情仇的经历和上天下地的阅历,绝非一般的文人、书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梦见!”这些似不关乎学术,而又恰恰关乎学术。正是这些不同寻常的人生体验,使何新彻底体悟了古今中外大智者的哲思。司马迁如无人生阅历写不出《史记》,歌德如无人生阅历写不出《浮士德》,梁启超如无人生阅历和中外学术之比较也写不出《清代学术概论》。这些学习和经历进而形成何新研究和观察世界与人生的基本方法,即:逻辑理性主义的方法、利益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他的利益分析法,常常无情地撕破蒙在一些学术和理论上的层层所谓纯客观、普世价值的面纱,而揭破种种理论背后的国家利益或阶级、阶层利益、深层动机。你休想和老何玩阴谋,老何说:我就是一个阴谋论者。(参见何新博文:否定阴谋论无非就是便于搞阴谋!)以上方法加之何新广览博学和融会贯通的能力,使其自信获得和具有一种神通,即与天地古今中外沟通的能力(六十自述),并说过如假以时间,他可以刷新全部学术。

    其英文并不好而能翻译培根论说文集《培根论人生》,已出15种版本(实际不止这么多),目前还在出新版。并成为国内版本数量最多、印数最多的一个译本。我手中的一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译本曾在枕边伴我多年。说实话,当时我注意的是培根散文本身,丝毫不知道也没有太注意译者何新这个人。我的确比较过何新的译本和他人的译本,以至于感到读了何新的译本后,再去看其他译本,就觉得看不下去。看来大多数人也都作出了这样一种选择。以至于我奇妙地去想,何新的译文,绝不比培根当年要表达的差;也使我感叹,祖国的语言真是伟大,只要你善于运用,就足以表达任何丰富繁杂的思想和微妙多变的情感。而且可以表达得那样铿锵和流畅,曲折和幽隐。何新翻译得好,并不在于他的英语能力,而在于他将一个基本的英语能力和以上所述的其他能力融会贯通。他的英语能力当然不及专门家,但他广博的人文、历史和自然知识,对培根及其所处时代的理解,对人性的洞察却是一些英语专门家所不及的。

    他谈到他在国学经典的考释方面自信超过二王、钱、戴,章、黄等,也是例证。这也并不仅在于他的小学训诂能力,当然他在小学训诂上也下过苦功,而在于他将这样一种小学训诂能力和上述其他能力的融会贯通,包括对现代符号学、人类学、考古学、阐释学的融会贯通,从而使他获得一种超凡的打通艰涩古籍文意的能力。在于他通的能力和玩的能力。再概括一下,何新能取得如此成就,大概基于六点:其一、专门的小学知识,即训诂学知识;其二、对前人成果的批判继承;其三、现代以来中外考古新成就的消化与利用,如对《易经》帛书本的利用;其四、对现代西方符号学、信息学、阐释学、语言学、人类学等新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其五、其广博的人文、历史和自然科学知识;其六、其慧根和会通以上知识的能力。如其所说:“得天眼通,心有慧根,而能与天地古今中外沟通。”何新自称为野逸之人。其学术也可称之为“野路子”,所谓 “我用我法”。然自有一种淋漓兴会,浸漫无边、恣肆汪洋的气象。

    拿到一个更长的学术发展和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来看,当代中国学术出了个何新,也绝不是偶然的。数千年传统学术的剥复演变,经历近代民族危亡、西学东渐的剧烈碰撞,又几经激进反传统、全盘西化的重重冲击和危机,沧海桑田,剥复相反,终于有一部分人擦亮了眼睛,即认识到面对当今世界的风云激荡,中华民族既要有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博大胸襟,又必须回溯民族文化的深厚传统,需要立足于传统的深厚根基上,兼容古今中外之智勇,寻求向现代化的创造性转化。何新就属于这些擦亮了眼睛中的智者。他所代表和倡导的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他所致力于的,是要让“让中华文化的太阳再度明亮!”(何新六十自述)正如《周易》序卦云: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进必有所归。得其所归者必大。

    何新的学术是协调的、综合的,从实际和实效出发,不拘一格。其自号左右斋主人,自题左右斋联:上联:左眼观今右眼观史;下联:有酒吟诗无酒吟佛。横批:我用我法。用以概括其学术特征,何其生动! 

    何新的学术试图协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协调马克思主义、西方学术和东方传统学术。何新的学术又是要求从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的,从现实中发生的问题出发。正如何新自己所说:“我既不是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也不是自由主义者。多年来我一直在试图寻求着一种综合,探索超越‘左’与‘右’以外的第三条道路。我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思路,把马克思的方法与近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社会科学的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中国的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综合起来,从而发展出一套新的东西。”(转引自西隐著《中国高层文胆》)

    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何新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在如此众多的学术领域取得如此众多的成就,堪称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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